俗話說斷人財路如殺人父母，用反對派的話來說，王安石推出的這個均輸法簡直就是極其可恥地在與民爭利，是在扼殺百姓的生路。這種說法對不對暫且不論，但請恕我直言，如果你是商賈集團的一份子或是其代理人或保護傘，那麼你也會對王安石恨之入骨，這一切其實就看你個人的屁股是坐在哪一頭。
均輸法實施後的次月，反對派開始集體向新法發難，首先跳出來的就是言官集團裡的那幫禦史。
侍禦史劉琦、監察禦史裡行錢顗（yǐ）等人向趙頊上奏，他們直言薛向乃逐利之小人，如果任由其恣意妄為，那麼即便宋朝的國庫能夠得到充實卻也是在侵奪民間商賈的利益，如此一來就是在毀壞宋朝繁榮的根基——商業。
緊接著，本屬於新法集團內部成員的蘇轍也出麵表示反對均輸法。他認為均輸法是在買賤賣貴，商人行此所為乃天經地義，但國家這樣做就是不要臉，是在與民爭利，這樣下去遲早會禍害民生繼而導致自由商業陷入凋敝。
當弟弟的蘇轍登場之後，此時已經升任東京開封府推官的兄長蘇軾也緊跟蘇轍的步伐和節奏上疏反對新法，他說新法固然有可取之處，但如此一來卻斷了大商戶的財路乃至是生存命脈，這對於自由商業競爭的影響近乎是毀滅性的。蘇軾認為王安石這種開辦國有企業以代替民間商業貿易的行為堪稱“古往今來，未曾聞也”。
蘇軾不愧是大才子，但也著實太過直白，別的反對者都知道用“與民爭利”來充當擋箭牌，他則直接說出了此法案的受害者其實就是商人集團。
聰明人其實何止蘇軾一人，朝廷裡的這些官員哪一個不知道這其中的玄機，他們反對新法的用意和動機也是人盡皆知。至於天子趙頊，他也不傻，他為什麼要變法？就是為了充實國庫，所以說趙頊能夠聽得進這些反對者的絮叨嗎？
為表對新法的支援，趙頊特意賦予了薛向可自主選聘下屬各級官吏的權力，另外還加官薛向為天章閣待製並賜薛向一份親筆手詔。詔書雲：“政事之先，理財為急。故朕托卿以東南賦入，皆得訊息盈虛，翕張斂散之。而卿忠識內固，能倡舉職業，導揚朕意，底於成績，朕甚嘉之。前覽奏，且慮流言致惑，朕心非石，豈易轉也。卿其濟之以強，終之不倦，以稱朕意。”
如此可見，趙頊對新法以及薛向的力挺可謂是堅如磐石。即便如此，向來以善於也敢於違逆上意而著稱的宋朝言官們還是一個接一個地往趙頊的槍口上撞。之前最先站出來反對新法的禦史劉琦和錢顗因為趙頊的拒絕納諫轉而上疏彈劾王安石妄行法度禍亂國家，除了對王安石各種貶損和指責外，他倆還將陳升之以及宰相曾公亮、參知政事趙拚一併給捆綁彈劾，他們說這三人都跟王安石乃一丘之貉都該被罷免以謝天下。
王安石哪能受得了這鳥氣？他建議趙頊將這兩個已經因為憤怒而口不擇言的人一併罷免外放。
事情到了這個份上，新法開始實施後一直躲在角落裏看戲的司馬光這時候跳了出來，他說這二人雖然嘴上確實有失言之處，但還請趙頊念在其忠直的份上對此二人網開一麵。不過，趙頊最後還是選擇了為他的宰相集團出口惡氣：劉琦被貶為監處州鹽酒務，錢顗被貶為監衢州鹽稅。
一旦言官集團和宰執集團開戰到這種地步，下麵的故事情節幾乎都是千篇一律，那便是一個言官倒下了，另一個接著又站起來了，下麵要登場露臉的這位便是範仲淹的二公子、同知諫院範純仁。
自打從陝西轉運副使任上調京擔任言官以來，範純仁就對新法集團頗有微詞。當他回京之後，趙頊在第一時間便召見了他並向他詢問陝西的戰備情況如何，但範純仁的回答卻讓趙頊相當困惑。
他說：“城郭粗全，甲兵粗修，糧儲粗備。”
一句話，陝西那邊的情況不好也不壞，一切都馬馬虎虎。趙頊愕然，再問道：“以愛卿之才怎麼就隻能說出個馬馬虎虎？你這個馬馬虎虎到底是個什麼意思？”
範純仁無奈之下隻好解釋道：“臣之所見就是如此，那邊的情況確實不好也不壞，隻能說勉強湊合。臣願陛下別老是去在意邊關上的事務，陛下若是如此，那麼邊關的守臣和守將指不定會為了邀功而生出什麼事端，這樣反而會給國家帶來禍患。”
範純仁此話真乃高見也！照他的說法，隻要趙頊把頭埋進沙子裏，那麼邊關就能長治久安。此等高見，夫復何言？
除此之外，範純仁對趙頊繼位以來總是向各級官員諮詢治國之道也是滿腹牢騷。他說：“小人之言若是陛下予以採納必然累及國家，因為這些人都是目光短淺之輩，這些人知小忘大，貪近昧遠，望陛下深察！”
這等指桑罵槐的說辭相信隻要是個人都能聽得懂範純仁在說誰，可他不但要抨擊他嘴裏所謂的小人，宰相富弼在他眼裏也是個不稱職的傢夥。他說：“富弼乃三朝元老，當以天下為己任，可這人太愛惜自己的羽毛，他把自己的利益看得遠勝過國家，到頭來反而會害己又誤國。我家與富弼家兩代交厚，況且我又是言官，所以不便在私下裏對其進行規勸，願陛下將我的奏疏公示於眾以讓富弼躬身自省。”
這還沒完，指責完富弼之後，範純仁隨即又加入到力挺呂誨的戰鬥隊伍中，但很可惜他在王相公的麵前吃了個敗仗。等到均輸法開始實行且劉琦和錢顗一同被貶之後，範純仁的戰鬥熱情徹底被激發了出來。
範純仁緊急上疏要求趙頊收回對劉琦和錢顗罷官詔書，然後對王安石和薛向進行罷免，而曾公亮和趙拚助紂為虐也應該被罷免，如此方可不負天下萬民之所望。趙頊當然不會同意他的請求，於是氣得爆炸的範純仁怒而轉求自罷，趙頊讓他去做國子監的校長，可他堅決不肯與“奸佞”同處京城，他堅決要求外放為官。
被範純仁一番指責之後，富弼更加堅定了要在家裏當老宅男的決心，而王安石見範純仁仗著趙頊對他的賞識而到處放炮也終於是忍無可忍。有鑒於範仲淹的緣故，朝中的士大夫尤其是王安石這種學術派的士大夫都對範純仁可謂是有幾分天然的敬意，但此時範純仁的所為已經觸碰到了王安石的紅線，他力請趙頊對如此不知好歹和進退的範純仁進行重貶。
趙頊延續了趙宋官家一貫的好脾氣，他說：“範純仁也沒什麼大罪，就是嘴巴大了一點，重貶不至於，還是應該給他一個好去處。”
範純仁最初被外放到河中府，不久又被改任為成都路轉運使。當新法的其他法令後來開始在全國陸續鋪開之後，身為地方官員的範純仁卻明目張膽地以“新法不便”為由選擇了拒絕在其轄境內執行中央政府的政令。為此，他又被貶為了慶州知州。
很多人因此而覺得範純仁很冤甚至是連遭迫害，但這其中是非，諸位請各自評說。
繼均輸法之後，王安石在這年的九月又推出了他的另一項新法，這便是整個王安石變法運動當中受人爭議和非議最大的青苗法。
如果說均輸法是針對商業，那麼青苗法所針對的就是農業。在青苗法之前，宋朝在這一領域所施行的“常平法”。所謂的常平法簡單來說就是每當豐收之年糧食豐盈之時，政府就會以略高於市場價的價格收購糧食，如此便可防止因為糧食供大於求而導致百姓被迫賤賣糧食，而當糧食歉收之時，為了防止奸商哄抬糧價，政府就會將儲備的糧食投入市場以平穩糧價。
這看上去是一個十全十美的政策，但任何的政策都沒有絕對的好與壞，這個“常平法”的漏洞之處就在於災荒之年它會成為地方官員和不良商販相互勾結起來盤剝百姓以及私下斂財的工具。也就是說，本來是用於平穩物價和救災的糧食反而成了這些人中飽私囊的工具，到時候不但百姓的苦難更深，而且國家和百姓的財富也都進了這些人的腰包。這其中不但官僚集團和商人集團大為受益，地主階級的人也因此而藉機不斷地發展和壯大了自己的利益。
具體來說就是民間借貸。遇到災荒，百姓要吃飯，但同時還要向朝廷上繳租稅（並不是每次災荒朝廷都會裁減甚至是直接減免賦稅），為了完成這一目標很多人就隻能借貸，而借貸的物件的便是糧商和地主，這些人自然不會白借，於是高利貸便產生了。假如最後實在是還不了，那麼就隻能賣兒賣女或是賤賣自己的土地，而貧民也就因此而淪為大戶人家的奴僕或是地主家的佃戶，土地兼併的現象也就由此而越發嚴重。
王安石所麵對的現狀就是就是如此：土地兼併、民間私貸、官糧和社會財富被商人和地主以及官僚集團大肆侵吞。作為宋朝此時的大管家，王安石豈能坐視本屬於國家的財富和利益被人如此侵吞，要知道他和趙頊這時候都因為國庫的虛空而抓狂不已，為此他必須得動用國家的行政權強行加以乾預，手段自然就是變法——青苗法於是就此應運而生。
何為青苗法？簡單說就是在常平法的基礎上將借貸的權力收歸國有，禁止民間私貸。具體來說，青苗法就是百姓在需要借貸糧食和錢財的時候從此得向政府申請，但這個借貸也是要收利息的，而且是兩分息。說白了，王安石開了一家純國有的農業銀行，之前因為借貸而產生的利息全部歸為國家財政所有。當然，這個借貸是有條件的，而且還不少，比如借貸需要有人擔保，至少得由十戶人家才能組成一個有資格進行借貸的借貸方，此外政府不得強行借貸或攤派，更不能私自提高借貸的利息。
總之，一項新法該有的各種具體細則這裏麵都有，但說到底就是我們上麵說到的那一點：青苗法就是一項將此前被既得利益集團所瓜分的蛋糕充沒入國庫的法令。這對國家來說絕對是一項利好的措施，至於百姓而言，他們從此也可以不再為高利貸所害，雖然兩分息也不低，但比起之前無疑是負擔減輕了不少。此法仍是在踐行王安石變法的宗旨——民不加賦而國用足，老百姓的負擔減輕了，但國庫的錢卻開始多起來了。
說到這裏，我們再回頭去品味一下王安石和司馬光在變法前的那場爭論。照此看來，司馬光說的確實沒錯，天下的錢物都是有定數的，不在這裏放著就那裏放著。可是，王安石卻說他可以做到“民不加賦而國用足”，司馬光很困惑，因為他沒有想到王安石的變法就是國家要從既得利益集團的嘴裏搶食吃。如此一來，老百姓確實沒有加賦，而國家的錢卻越來越多，國庫裡多起來的錢哪裏來的？既得利益集團的嘴裏搶來的！相信此時的司馬光會瞬間恍然大悟：原來我們這些官僚集團和商人集團以及地主集團在王安石眼裏都不是民，而是賊——搶奪國家財富的賊！
在司馬光恍然大悟之後，既得利益集團的人也漸漸清醒了過來，青苗法一出台，反對派便道貌岸然地宣稱這個法案又是在與民爭利，是在盤剝百姓，是在壓榨民脂民膏，但實際上青苗法是斷了地主、糧商和某些地方官員的財路，這些人大聲疾呼新法亂國實際上是因為新法毀了他們固有的生財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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