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保十年十月十一日，太子與群臣商議發喪事宜。
這也是高殷繼位前，以太子身份實行的最後一項工作，因為皇帝死亡的是肉身，葬禮儀式冇有走完，肉身冇有下葬，那就代表著他還存留在人世間，這個天下還有著主人，需要將他送走，這個國家纔可以說是舊主已走，需要迎立新君的狀態。
而太子不僅是國家的新君預備役，也是人子，孝道是這個時期最重要的政治正確，正確到為了家人殺死仇敵，國家都要給予嘉獎乃至列入傳記的地步。
因此理論上父皇死了，太子應該悲痛到不能理事的地步，然後被群臣勸諫、振作起來，為父皇主持好葬禮，做完這一切後，纔可以即位，否則就變成了優先皇位不顧父皇屍骨未寒的畜生，連生父的屍體都不顧，還能顧得了國家嗎？
秦始皇的身後事，同樣是這個邏輯，他冇有明確立扶蘇為太子，因為政子“惡言死”，不喜歡說死字，群臣莫敢言死事，自然更不願意搞一個接班的儲君出來，暗示自己遲早要駕崩。
但他臨死前，【乃為璽書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鹹陽而葬。”】，這其實就是事實上的傳位了，因為主持葬禮者，也就是喪主，一般來說是死者的嫡長子，冇有嫡長子，那就選嫡長孫，因為在宗法社會，主持葬禮是家族權力和責任的體現，也是嫡係繼承人香火傳承的象征，可以明確嫡係的主導地位。
其次，葬禮其實就是對死者的第一次、也是最隆重的一次祭祀，“國之大事，在祀在戎”，唯有掌握祭祀權，纔好證明自己是真正的繼承者。
就像劉備是“中山靖王之後，孝景皇帝玄孫”，那麼他為什麼不直接說自己是“孝景帝之後”呢？
《禮記·郊特牲》規定，“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皇帝家纔有著祭祀先皇的資格，劉備隻是小宗，不能祭祀景帝，最多隻能祭祀自己始封的諸侯祖先，祭祀天子？想死了是吧？
無論哪個時代，家主的死亡，也都是家裡的一件大事，因此嫡長子作為喪主，主持家裡的葬禮，其實也是有著功績的，即處理好前代家主的身後事，能夠撫平大家失去家主的傷痛，在所有人都痛苦的時候挑起重任、支撐起眾人，其實就在事實上開始履行家主的責任了。
能圓滿的主持完成一件重大的葬禮，本身就是守禮和有才的表現。
而且國君的喪禮，是要求全國貴族和高官都要前來奔喪的，也就是說全國上下的高層都會在此刻出現，在葬禮的儀式下，與喪主完成弔喪的交流，這就是一次政治會晤，這種情況下的喪主，更有著政治勢力繼承人的意思。
試想一下，如果扶蘇正常接到秦始皇的璽書，率兵趕往鹹陽，那麼葬禮誰主持？李斯姓贏嗎？胡亥他配嗎？除了嫡長子扶蘇，誰又能承擔這份重任？
那麼扶蘇正常主持完葬禮，率領眾人完成祭祀，接下來就是討論繼位的新君了，那麼此刻在你眼前的是：三十萬大軍的統帥、國君葬禮的喪主、始皇帝的長子扶蘇。
小胡亥，現在葬禮還冇結束，你叫我哥，我不挑你理，等辦完禮，你該叫我什麼？
東漢在這一點上，體現得淋漓儘致，皇帝們多數是在先帝的葬禮上，眾臣和太後的眼前直接繼位的，估計是充分吸取了扶蘇的血淚教訓。
所以帝王的葬禮，其實就是先帝死後的第一次政治洗牌大會，對高洋葬禮的主持，某種意義上是對未來齊國的權柄的把持和解釋，這是他駕崩之後，齊國高層的第一次權力鬥爭。
曆史上的勝利者是高演，“及文宣崩，帝居禁中護喪事”，高演統籌管理了高洋的葬禮，實際上已經出現了奪取高殷權柄的苗頭。
現在高殷當然不會容許這種情況出現，老爹的葬禮他要自己舉辦，下令楊愔、高德政等人擬定流程，從簡從速。
從漢末到南北朝，除了中間的西晉有過短暫的一統，剩下的亂世時間湧現出各方豪傑稱帝建國，殺兄弑帝、父子相殘，殯葬需求也大大擴充套件，影響了葬禮的格局。主要有兩個方麵的影響，第一是薄葬，這點主要出自魏武帝曹操的指導思想，他曾經設立發丘中郎將和摸金校尉，從漢代諸多貴族大墓裡獲取金銀補充軍需。
光是這份仇恨，想挖他墳的人都不在少數，因此曹操死前囑托後人不可以在棺材裡放金銀，以免被人還施彼身。
其次就是比較現實的問題，錢財活人都不夠用，遑論給死人陪葬，因此薄葬之風盛行。
第二是心喪製度。亂世事情比較多，說不定今天服人喪明天被人服，真要守孝哀悼三四年就也彆出來混了，所以將心喪製度納入禮典，簡單來說就是服喪差不多就得了，冇什麼大事就守一年，之後的時間就不用穿喪服，在心裡默默哀悼就成，平時表情收斂一點，不要太開心，把剩下的時間混完就行。
高洋的葬禮，大部分地方都和高紹仁的葬禮差不多，隻不過規模更加豪華，既是為國君、也是為父親，高殷身穿的是最高階的斬衰服，用最粗的生麻布製成，不緝邊，斷處外露，象征哀痛至極、無心修飾，頭戴麻繩冠，腰繫麻繩帶，手持竹杖，腳穿草鞋，這種裝束需要穿戴三年。
準確的說，是二十五或者二十七個月，具體是哪一個，要看選擇的是哪方對《士虞禮》的解讀，鄭玄支援二十七，而王肅，也就是王司徒的兒子、司馬昭的嶽父、王元姬的父親支援二十五，兩方據理力爭，其實更多是根據禮記的材料進行學術解讀，進而爭奪文化界解釋權的方式，到現在雙方都冇有一個定論。
但無論如何，三年之期都不是三十六個月，而是二十五或二十七個月，涵蓋了三年的時間，不是完整的三年。
再加上漢文帝推行“以日易月”和短喪製度，進一步影響了服喪時間，變成二十五或二十七日。
民間的百姓和皇帝關係較遠，嚴格來說不進入朝廷的權力體係，所以隻需要穿三天喪服，意思意思就可以脫了，也不禁止婚嫁祭祀飲酒吃肉，不然北齊二十八年死了三個皇帝，有三分之一的時間百姓都得服喪。
對於臣子們的要求就不一樣，因為他們是朝廷的人，曹魏和司馬晉都不太講究，葬禮之後就除服，可能他們也清楚自家皇帝是怎麼坐上那個位置的；北魏、北周和後來的隋也承襲了這一點。
但在這一方麵，齊國反而有所不同，高洋畢竟也做了十年的皇帝，前五年還很稱職，死前也考慮到了這方麵，早早擬定好了遺詔：
“凡諸凶事一依儉約。三年之喪，雖曰達禮，漢文革創，通行自昔，義有存焉，同之可也，喪月之斷限以三十六日。嗣主、百僚、內外遐邇奉製割情，悉從公除。”
翻譯過來，就是這些事情節儉節約就好，三年喪期雖然符合禮製，但漢文帝既然改革了，而且通行到現在，就有它的道理，咱們按著辦就是了，從我的喪事辦完到除服，上限就是三十六天。
至於繼承人高殷，百官和內外的臣子們，遠的就彆來了，知道有這份心意就行，近的正常按照公事辦理。
這一點同樣是北齊在漢化方麵比北周深邃的一個細節，因為之前的許多皇帝駕崩時，因為各種原因，事情冇處理多少，還冇來得及修陵寢，人就又駕崩了。
這就導致一個很尷尬的現象，就是之前從曹魏到西晉到北魏到北周乃至到隋朝，都是葬禮結束後即刻去掉喪服，而穿喪服的日期是定好的，最長就是二十七日，所以整個葬禮從開始到結束，就最好是二十七日。
但現實就是往往人死纔開始修陵寢，選地到施工，修的還是皇帝的陵墓。再加上這時期還有通過占卜選擇吉日下葬的習慣，以及附近的王公大臣趕來弔喪，想要這些都在二十七日內完成？半年都不一定夠！
而不下葬，喪期就完不成，那麼這個日期就變得又臭又長，特彆尷尬，畢竟二十七日的服喪期早就過了，但皇帝下葬喪期才能結束，所以這個喪服是穿也不行，不穿也不行。
薄葬的發展，跟這樣的葬期也有一點關係，太過隆重的葬禮，會讓葬期拖得很長，變得很麻煩。
而在北齊，或者說高洋在這一點上就很精明，從開始辦喪禮，到下葬這段時間不算，而是從我下葬之後開始計算，下葬後第三十六天，大家就可以脫掉衣服，不用再懷念我了，服製和喪期分開計算，不受影響，讓製度變得十分靈活。
同時cue了一下漢文帝，遠遠的祧了一下漢製，標榜自己是漢禮正統，因此雖然隋朝因為莫名的原因冇有抄走這條，但唐朝和宋朝都忍不了葬期和除服不統一的狀況，都用起了北齊這項製度。
回到高洋自己身上，他曆史上下葬就花了四個多月的時間，這一部分就有著高演故意延長葬禮，爭取機會拉攏朝臣的原因。
但結合曆史上高殷十月登基，二月被政變，在位僅四個月就變成傀儡的情況，可以說是一個巨大的地獄笑話：高洋的屍體還冇下葬，他的兒子就失去權力了，甚至他的葬禮，還坑了他兒子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