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我們有一句口號，“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
其實每個人的夢想都不可能相同，例如1993年1月4號這天早晨起來，譚笑七和王英的夢想就截然不同。
譚笑七是一個非常討厭沒完沒了的人，當然了這不包括賺錢。類似一件官司要打很多次這種事他就很反感，他又不是辛普森，一件殺人官司審起來要拖延很久，當然了辛普森這事明擺就是他本人乾的，生生被李貝利和德肖維茨之流搞出一個無罪釋放。
這個早晨在以前是甄英俊的現在是自己的大院醒來時，譚笑七決定在不承諾給父母一分錢的前提下，這樁官司今天必須結束。
海市看守所的王英的醒來後，愜意地想著今天又是泡葯浴的日子。還有受前些日子在上一個關押地突然被斷食多日（他的感知）的影響，他格外珍惜送進來的每頓飯，吃的時候細嚼慢嚥，充分吸收食物裡的每一分營養，那架勢就是打著這事最後一頓的譜。經過一年的猴島和回來後被關押的生活。
對於生死，王英已經看開了，他覺得既然給他吃的，還幫他泡葯浴，就說明譚笑七那小賊不想他死。其中原因隻能有兩個，第一是譚笑七貪婪中興房地產公司的資產，雖然有外債，但是固定資產算起來也有個幾千萬呢，要說沒有不吃腥的貓，王英是不信的。其二應該就是自己的閨女王小虎，王英已經不在意女兒是否已經被譚笑七霸佔，自己能活著比這個重要得多。如果不是這樣，自己不可能享受每天比起看守所食堂的夥食標準要高的餐飲。
最享受的還是葯浴。
艾草和苦參的味道鑽進屋子裏每一條牆縫，連掛在門後的棉襖都染上了那股子葯湯子味。王英起初嫌這味兒嗆得慌，後來竟聞習慣了，甚至覺得安心，就像苦日子總算有個盼頭的那種踏實。隻是天冷，一大缸滾熱的藥水過不了一刻鐘就變冷，所以他得抓緊這難得的時光。
十幾次了，他數著呢。
每次他把身子沉進那個掉漆的大浴盆裡，水燙得麵板髮紅，他就咬著嘴唇忍著。汗從額角淌下來，分不清是熱的還是疼的。那些密密麻麻的痂泡軟了，用毛巾輕輕蘸著洗，一片一片地，像在洗一件舊衣服上洗不掉的汙漬。
今兒早晨不一樣，他醒來的時候，被窩裏涼颼颼的。伸手一摸，指尖碰到一些硬硬的小碎片，硌在褥子上。王英撐起身子掀開被子，藉著窗戶透進來的灰白的光，看見那些東西，是痂。最後幾片，夜裏自己脫落了，像熬過冬天的樹皮終於剝離了樹榦。
王英愣了一會兒，然後把裏衣撩起來，胳膊上，背上，那些他撓了無數遍、抹了無數盒藥膏的地方，如今露出新的麵板。又紅，又嫩，像剛剝了殼的雞蛋，像小孩的掌心。她試著用手指摁了摁，軟軟的，熱的，不疼。他又輕輕撓了一下，不癢。
真的不癢了。
他忽然不知道該把手放哪兒。出猴島後這麼多日子，他的手好像總在撓著什麼，睡覺撓，吃飯撓，沒事的時候也得抽空隔著衣服蹭兩下。現在不癢了，手反而空落落的。
窗外的天還是灰的，王英坐在床沿上，攥著那幾片乾硬的痂，攥了一會兒，又鬆開，用紙包起來，扔進那個巨大的垃圾桶，穿上秋衣，套上那件洗得發白的囚衣，他走到鐵門前，那裏有一塊磨得發亮的方塊，可以勉強當個鏡子用。
他知道今天肯定和昨天有什麼不一樣。今天早晨，從高高的小窗透進來的陽光落在地上還是涼的，她身上那些舊的、癢的、熬人的東西，終於留在了昨天的夜裏，新的皮肉正在長。
早飯送來了，是稀飯，饅頭，辣鹹菜絲，王英根本不挑，什麼葷素啦，辣不辣啦，合口不合口啦，他就像一個最合格的吃貨，給什麼就踏踏實實地吃什麼。先咬一口饅頭，嗯，有點甜味，他記得小時候母親每次蒸饅頭都是用老麪肥給麵粉發酵，吃起來有一種老麪肥特有的酸味，後來他給女兒蒸饅頭時，小姑娘說不習慣這股子酸，王英就在揉麪的時候摻一點北京特有的綿白糖，這東西是定量供應，捨不得放太多。
海市早已取消了定量供應，隻要多花錢。王英曾經試過自己蒸饅頭，泡發酵粉時順便放一些白糖進去，對於麵粉的醒發有促進作用。
嗯，他可以確定咬的這口饅頭，發酵時就是用的他那個法子。
粥是二米粥，就是大米和小米一起煮的粥，而且放了食用鹼，所以粥非常黏糊好吃。王英知道所有供應早餐的食堂煮的粥都會放食用鹼。
這事如果讓好學生譚笑七來解釋就很簡單，雖然譚笑七學的是文科。食用鹼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鈉，這個東西可以促進澱粉的糊化，改變澱粉和水的結合方式，並且改變的水的酸鹼環境。
最後譚笑七會告誡，如果僅僅是為了口味不建議長期這樣做，因為食用鹼會嚴重破壞米裡的B族維生素，像B1B2，對人體非常重要。
隻是如果讓王英長期喝放了食用鹼的米粥，譚笑七不會有任何心理負擔，因為這不可能，王英也活不了很久！
辣鹹菜絲是22號大樓食堂在譚笑七的指導下自製的，原料是北方的芥菜疙瘩，手工切絲，殺水去辣，然後潑加白糖，蒜末，白醋，味精，最後潑炸好的辣椒油，那叫一個香。既然王英在看守所的夥食由22號大樓食堂提供，給他吃一些辣鹹菜絲也算是譚笑七大發慈悲了。
後來譚笑七喝王小虎在一起時，甚至覺得自己是慈悲的，畢竟沒把王英扔在第二猴島上不聞不問，還是把他接回來過了若乾天的好日子。
按照慣例，每逢泡葯浴的日子，都是田小潔吭哧吭哧地把大浴缸拖進王英的號子，再將煮好的藥液和熱水倒進浴缸裡，然後田小潔迅速撤離。倒不是王英臭，泡了多次葯浴，王英就算以前再臭，現在也隻是個渾身散發著中藥氣味的苦人。
身為男人，田小潔討厭看到男人的身體。
這不是那種羞恥感的討厭，是生理上的，從胃裏往外翻的那種。他在看守所幹了七年，見了太多。
男人的身體在他這兒早就不神秘了。推開門，二十平米的號子裏擠著十幾個，夏天光著膀子，冬天穿著灰撲撲的秋衣，蹲著、躺著、靠著牆發獃。汗味、煙味、腳臭味混在一起，像一鍋熬餿了的湯。他得忍著，忍著從胃底往上拱的那股子勁兒。
那些身體幾乎沒一個看著正常的。
有的太瘦，肋骨一根根支楞著，像搓衣板，麵板貼著骨頭，青黃色的，透著一種熬了太久夜或者喝了太多酒之後的虛。有的太胖，肚子耷拉下來，蓋住褲腰帶，上麵還有紋身——一條歪歪扭扭的龍，或者一個“忍”字，字已經隨著麵板鬆弛變形了，龍也胖成了四腳蛇。還有那些疤，刀砍的、煙頭燙的、自己撓爛了結痂又撓爛的，在暗黃的麵板上爬著，像蚯蚓。
最讓他受不了的是眼睛。不是身體的部位，是透過身體散發出來的東西。那些人蹲在那兒，眼睛看著地麵，或者看著牆，偶爾抬起來看他一眼，眼睛裏空空的，什麼也沒有。但那空裏頭，又好像塞滿了東西，欠的債、撒的謊、打老婆的手、偷東西的指頭、喝醉了砸人的酒瓶子。那些東西無形無影，但田小潔能聞見。
就是那種味兒。
不是汗臭，不是腳臭，是另一種味兒。從麵板裡往外滲，從呼吸裡往外帶，混在空氣裡，黏在他的鼻腔黏膜上。他說不上來具體是什麼，但每次一進號子，那股味兒就撲過來，像一隻手，直接伸進他嗓子眼裏，往他胃裏掏。
他的胃會習慣性地痙攣。說人話叫嘔吐。
不是真要吐，是那種想吐又吐不出來的勁兒，胃擰成一團，往上頂，頂到嗓子眼兒，然後又落下去。十幾年了，這毛病就沒好過。他試過進號子前不吃飯，胃裏空空的，那勁兒來了就是乾嘔，更難受。後來他學會了忍著，忍著那股擰巴，忍著那股味兒，繃著臉，把事兒辦完，然後快步走出來，到院子裏，站在太陽底下，大口喘氣。
有一回，一個新來的小年輕問他：“田哥，你胃不好啊？”
他沒吭聲，他不知道怎麼跟人說。說他看見那些身體就想吐？說那些身體上掛著罪，像豬肉掛著膘？說他自己也是男人，可男人的身體在他這兒早就不是身體了，是案子，是卷宗，是一個個寫滿了字又擦不幹凈的罪名？
他說不出口，那天傍晚下班，他去澡堂子洗澡。熱水衝著，他閉著眼，腦子裏還是那些身體。瘦的、胖的、帶疤的、紋身的，晃來晃去。他睜開眼，低頭看了看自己——肚子有點起來了，麵板還算乾淨，沒疤沒紋身。他用手搓著胳膊，搓得發紅，好像想把什麼看不見的東西搓掉。
可他知道，有些味兒，是搓不掉的。第二天早晨，他還得去上班，還得推開那扇門，還得聞那股味兒。胃還得擰巴，日子還得繼續。
就像王英，麵板新長出來了，不癢了，可那些年撓破的印子，真就能徹底忘了嗎？
4號上午，一輛半舊的皇冠轎車停在譚笑七新得的三進大院門前。車門開啟，張斌律師緊了緊身上的黑色呢子大衣，拎著沉甸甸的公文包，踏上了青石台階。
張斌穿過垂花門，繞過影壁，來到正廳。譚笑七正坐在八仙桌旁，手邊是一盞冒著熱氣的高碎。見張斌進來，他微微欠身，做了個請坐的手勢。
“張律師，辛苦你大早上跑一趟。下午那個案子，還得你多費心，今天下午一審必須結案。”譚笑七的聲音不高，卻帶著一種不容置疑的氣場。
張斌將公文包放在旁邊的花梨木椅上，微笑道：“譚放心，下午的庭咱們準備得很充分。不過，我來得早，是想先跟您對一遍下午的開庭策略。”他頓了頓，目光在廳內的古玩字畫上掃過，“說起來，最近半年幫你的智恆通北京公司打的幾場官司，倒是讓我在北京城裏長了點名氣。沒有這些案子的磨練，下午的事兒我還真不一定有十足的把握。”
譚笑七端起茶盞，吹了吹浮沫，眼中露出一絲興趣：“哦？那三起案子我也聽說了，傳得挺邪乎。正好還有時間，你跟我詳細說說，是怎麼個來龍去脈。”
張斌點點頭，將公文包放在膝上，卻沒有開啟，而是目光悠遠，彷彿穿透了時光，回到了那幾個充滿硝煙味的法庭之上。
第一案：前主管吃裏扒外案
“第一個案子，說起來是去年夏天的事兒了。”張斌緩緩開口，“咱們智恆通是做進出口貿易的，北京分公司有位姓牟的業務主管，叫牟繼光，公鄔總對他很信任，許多海外客戶的聯絡渠道和價格底牌，他都知道。”
譚笑七插了一句：“這個人我見過，看著挺本分的。”
“知人知麵不知心。”張斌搖頭，“從去年下半年開始，公司就發現對東南亞的一批電子元件出口業務量莫名其妙地下滑。起初以為是市場行情不好，後來偶然的機會，老闆在廣交會上遇到一位馬來西亞的老客戶，對方無意中透露，說你們公司的報價怎麼比另一家北京的公司高出一大截？鄔總留了心，回來一查，發現那家公司的法人代表，正是牟繼光的小舅子。”
“哦？自己開公司跟咱們搶食？”譚笑七笑了，“膽子不小。”
“不止如此。”張斌神色認真起來，“他利用職務之便，將公司的客戶名單、進貨渠道、甚至包括與外商簽訂的合同範本和底價，全部複製了一份，交給他小舅子運作的公司。那家新公司，其實就是個皮包公司，專門截流智恆通的客戶。更惡劣的是，牟繼光還在公司內部散佈謠言，說公司資金鏈斷裂，快要倒閉了，搞得底下人心惶惶。要不是老闆當機立斷開除了他，還不知道會鬧到什麼地步。”
“證據確鑿？”
“難就難在這裏。”張斌道，“牟繼光非常狡猾，他電腦裡的檔案全部加密，日常經手的紙質檔案也都鎖在自己櫃子裏。我們起訴他，理由是侵犯商業秘密和違反競業禁止協議。但他聘請的律師當庭辯稱，那些客戶名單是行業內公開資訊，構不成商業秘密；所謂他小舅子的公司，是獨立經營，與他個人無關；至於競業禁止，他說離職後公司沒有支付補償金，協議無效。”
譚笑七眉頭微皺：“聽起來是個硬骨頭。”
“骨頭硬，就得更鋒利的刀。”張斌眼中閃過一絲銳利的光芒，“我在接手案件後，做了幾手準備。第一，我向法院申請了調查令，去工商局調取了牟繼光小舅子公司的註冊資料和銀行流水。發現這家公司在成立之初，註冊資金五萬塊，其中三萬是牟繼光妻子存入的現金。第二，我申請了證據保全。在起訴的同時，法院查封了牟繼光家裏的賬本，找到了大量屬於智恆通的機密檔案，檔案的最後修改時間，都在他離職前一週。第三，我找到了那位馬來西亞客商。說服他出具了一份證人證言，詳細描述了他是如何收到‘智恆通分公司’的報價單，以及那份報價單的格式、措辭，與智恆通原來的幾乎一模一樣，隻是改了公司名和銀行賬號。”
“開庭那天，在崇文區法院。”張斌回憶道，聲音裏帶著一絲當年的緊張與激昂，“法庭不大，但坐滿了人。對方的律師口才很好，一開始抓住競業禁止補償金的問題猛烈攻擊。我站起來，不慌不忙地先承認了對方關於補償金的觀點，表示這一項我們不再追究。對方律師一愣，氣勢頓時泄了一半。接著，我拿出了工商銀行流水，問牟繼光：‘請問被告，你妻子的三萬塊錢，為什麼要打入一個與你毫無關聯的新公司賬戶？你能否解釋，這家公司成立後，所有的業務合同，為何都與你原來經手的客戶高度重合？’”
“牟繼光的臉當時就白了。”張斌彷彿又看到了那個場景，“他辯解說那是他妻子的個人投資，與他無關。我立刻又拿出第二份證據，資料恢復報告和檔案列印件。我問他：‘這些在你家裏的機密檔案，檔名為《馬來西亞客戶合同範本(最終版)》，修改時間是1992年4月17日晚上9點，而你是4月18日正式辦理的離職手續。請你解釋，這些公司財產，為何會出現在你離職前夜的家裏？而且，這份範本與你小舅子公司後來發給客戶的合同，除了抬頭，內容一字不差！’”
“牟繼光徹底啞口無言。他的律師也隻能反覆強調程式正義，質疑資料恢復的合法性。但我們提前申請了有資質的鑒定機構出庭作證，證明瞭整個過程的合規性。最後，法庭休庭合議。復庭後，審判長當庭宣判：認定牟繼光侵犯商業秘密罪成立，判處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一年，並處罰金；同時，民事部分判令他及其小舅子的公司連帶賠償智恆通經濟損失二十三萬元，並在媒體上公開賠禮道歉。”
譚笑七聽得入神，手指輕輕敲著桌麵：“好，釜底抽薪。這人現在呢？”
“出來後在北京待不下去了，聽說帶著老婆孩子回了湖南老家。”張斌淡淡道，“但智恆通的名聲在行業裡立住了，殺雞儆猴，後來員工都規矩了很多。”
第二案：勞資糾紛案
“第一個案子是立威，第二個案子，則是安內。”張斌喝了口茶，潤了潤嗓子，繼續說道，“牟繼光的案子判下來沒多久，公司裡又起了一樁風波。起因是公司業務調整，準備裁撤一個後勤部門。按照當時的規定，國企和集體企業有各種條條框框，但智恆通註冊的是外資企業，情況複雜一些。被裁撤的部門裏有五個員工，公司按照勞動法和勞動合同，給了N 1的補償。其中四個人都簽字拿錢走人了，唯獨剩下一個叫馬寶柱的，是部門裏的員工，年紀四十齣頭，上有老下有小，死活不肯簽字。”
“他不簽，理由呢？”譚笑七問。
“他提了兩個條件。”張斌伸出兩根手指，“第一，要求公司給他安排一個同等薪資待遇的新崗位，他不想走。但公司當時確實沒有合適的空缺。第二，他要求公司除了N 1的補償外，再額外支付他一年的精神損失費和未來的失業保障金，總計五萬塊。這個要求，公司認為毫無依據，斷然拒絕。”
“這不就是訛詐嗎？”
“性質上可以這麼說。但馬寶柱也有他的‘武器’。”張斌道，“他聲稱，公司引進他時，是作為技術人才引進的，當初人事經理口頭承諾過，隻要公司不倒閉，就不會辭退他。他咬住這個‘口頭承諾’，說公司背信棄義。同時，他開始聯合其他已經離職的員工，蒐集公司的一些小辮子，比如偶爾的加班沒有加班費，比如去年夏天的防暑降溫費發的是飲料而不是現金，等等。他放出風來，要去勞動局告，要去信訪辦，要把事情鬧大。”
“這種事最麻煩。”譚笑七深有感觸，“有理說不清，還耽誤工夫。”
“對。鄔總一開始想息事寧人，派了兩撥人去談，甚至提出可以把補償金提高到N 2。但馬寶柱認準了死理，覺得公司理虧，怕他鬧，所以獅子大開口，咬死了五萬塊不鬆口，少一分都不行。拖了一個多月，業務部門天天催著要人，公司上下都煩不勝煩。鄔總火了，說既然談不攏，那就法庭上見，讓他告去，我們應訴。”
“於是，馬寶柱真的把公司告了。”張斌回憶道，“他請不起律師，自己寫了訴狀，跑到崇文區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他的訴狀寫得亂，但核心訴求就兩點：一是要求撤銷辭退決定，恢復勞動關係；二是要求公司補發加班費、防暑降溫費以及精神損害賠償金，加起來也有小兩萬。”
“接到仲裁通知後，公司委託我全權處理。”張斌開啟公文包，拿出一個資料夾，似乎是對應案子的卷宗，“我首先做的，不是準備辯論詞，而是去公司做了一次徹底的內部調查。我讓財務找出了所有的工資發放記錄、考勤表、加班審批單、以及每一筆防暑降溫費的發放簽收表。同時，我找當初負責招聘的人事經理談話，問清楚那個所謂的‘口頭承諾’，是在什麼場合、什麼語境下說的。”
“調查的結果讓我心裏有了底。”張斌合上資料夾，“第一，馬寶柱所說的加班，絕大部分都沒有經過公司正式的加班審批程式，是他自己下班後留在辦公室，或者週末來公司，但並未從事領導交辦的緊急任務，屬於‘自願加班’。按照當時的勞動法規和公司規章製度，這種情況不能算作有效加班。第二，防暑降溫費，公司去年確實是發了一箱飲料，但飲料的採購價格，折算下來比規定的現金標準隻低了不到兩塊錢，並且有工會的簽字認可。第三，關於那個‘口頭承諾’，當初的人事經理確實說過類似‘公司希望長期聘用你’的話，但那是在招聘麵試時，作為一種善意的期許，並非正式的、附有法律效力的合同條款。”
“仲裁那天，氣氛比法院輕鬆一點，但也更有人情味。馬寶柱一個人坐在申請人席上，穿著洗得發白的藍色工裝，頭髮亂糟糟的，眼神裡既有委屈，也有不甘。他的妻子坐在旁聽席上，一直抹眼淚。”
“輪到雙方陳述和質證。”張斌的聲音放緩了，“我逐一出示證據。當我把厚厚的考勤表和加班審批單擺在仲裁員麵前，指出哪些是審批過的，哪些是沒有審批的時，馬寶柱的臉漲得通紅，他站起來大聲說：‘我加班是為了完成工作！領導嘴上說辛苦了，難道不就是同意了嗎？’仲裁員敲了敲槌子，讓他遵守紀律。接著，關於防暑降溫費，我出示了簽收表，上麵有他本人的簽名。他愣了愣，喃喃說：‘我……我當時沒多想，就簽了……’”
“最後，說到那個口頭承諾。我問他：‘馬師傅，請問您和公司簽訂過書麵合同，裏麵有這條承諾嗎？’他說沒有。我又問：‘那您能否拿出任何書麵證據，證明公司承諾過永不裁員？’他說不出話來。我接著說：‘我理解您對工作的珍惜，也理解您對未來的擔憂。但是，公司的經營決策，是根據市場變化做出的合理調整。公司願意支付高於法定標準的補償金，是基於對老員工的人文關懷，而不是因為理虧。您提出的五萬塊額外補償，沒有法律依據。’”
“仲裁進入了調解階段。仲裁員把我和馬寶柱叫到旁邊的小房間裏。馬寶柱低著頭，不說話。他妻子在旁邊哭著說：‘我們家真的難啊，孩子馬上要考高中，他媽身體又不好，他這一失業，天都塌了……’那一刻，我沉默了。我不是冷血的人，但我也必須維護委託人的利益。”
“我走出小房間，給鄔總打了個電話，把情況如實說了。她在電話那頭沉默了一會兒，最後嘆口氣說：‘張律師，法理上我們贏了，但人情上……算了，就按N 3給他吧，多出來的一個月，算公司感謝他曾經的付出。讓他簽字走人，大家好聚好散。’”
“最終，在仲裁員的見證下，雙方達成了調解協議。公司一次性支付馬寶柱N 3的補償金，馬寶柱放棄其他所有訴求，雙方勞動關係解除。他接過調解書的時候，手在抖，對著我鞠了一躬，低聲說了句‘謝謝’。那一刻我心裏挺不是滋味。案子是贏了，或者說，是體麵地解決了。但我知道，對他個人而言，人生的一個階段結束了。”
譚笑七聽完，輕輕嘆了口氣：“張律師，你做得對。贏了官司，也留了人情。這比單純的勝訴更難。”
第三案：公司司機撞人致死案
張斌將思緒從那個狹小的仲裁室拉回，目光重新聚焦於眼前精緻的茶盞，語氣變得凝重起來。
“第三個案子，是最棘手，也是最慘烈的。去年秋天，公司車隊有個司機，叫崔大勇，三十齣頭，退伍兵出身，開車技術很好，平時本本分分，從不惹事。那天下午，他開著公司一輛客貨兩用車，去豐台區的火車站提貨。回來的路上，經過一個沒有紅綠燈的路口，一個五十多歲的女人騎著自行車突然從小衚衕裡竄出來，橫穿馬路。崔大勇避讓不及，一頭撞了上去。”
譚笑七眉頭緊鎖：“人沒了？”
“當場就不行了。”張斌聲音低沉，“崔大勇嚇得魂飛魄散，癱在駕駛座上，還是路過的人報的警。交警趕到，勘察現場，測量剎車距離，詢問目擊者。最後出具的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書認定：死者騎自行車橫穿機動車道，未遵守交通規則，負主要責任；崔大勇駕車通過路口時，未確保安全車速，負次要責任。”
“按說，次要責任，又是公司車輛，有保險，事情處理起來有章可循。”張斌話鋒一轉，“但麻煩在於，死者家屬不幹了。死者是豐台本地人，家裏兄弟姐妹好幾個，還有一個八十多歲的老母親。他們集結了十幾號人，先是跑到交警隊去鬧，說交警收了公司的錢，責任認定不公。接著，他們打聽到崔大勇是給智恆通開車的，就直接堵了公司大門，拉橫幅，燒紙錢，哭天搶地，要求公司交出崔大勇，賠償三十萬，一分不能少。”
“公司正常經營完全被打亂了。員工上下班都得從後門走，客戶來了看見這場麵，扭頭就走。派出所來了好幾趟，隻能維持秩序，勸他們走法律途徑，但家屬就是不聽，非要‘私了’，非要公司給個說法。”
“崔大勇本人也崩潰了。”張斌說，“他把自己關在家裏，不敢出門，精神恍惚，總覺得死者那雙眼睛在看著他。他的妻子帶著孩子找到公司，跪在鄔總麵前，求公司救救她男人。整個公司，籠罩在一片愁雲慘霧之中。”
“這個時候，家屬委託了律師，一紙訴狀將公司和崔大勇告上了豐台區法院。訴求很簡單：要求被告賠償死亡賠償金、喪葬費、被扶養人生活費、精神損害撫慰金等，總計人民幣二十八萬元。他們認為，崔大勇是職務行為，公司應當承擔全部賠償責任，而且，即便死者負主要責任，但人命關天，公司應該承擔至少百分之八十的責任。”
“開庭那天，豐台區法院的審判庭裡擠滿了人。死者家屬一方來了十幾個，個個怒目而視。崔大勇被法警帶進來時，整個人瘦了一圈，眼神空洞。公司這邊，隻有我和一位行政經理坐在代理人席上。”
“庭審的辯論異常激烈。對方律師痛斥司機無視人命，要求巨額賠償。我則死死抓住‘責任認定書’這個核心證據。我指出，交警部門作為法定的事故責任認定機構，其結論具有法律效力。根據該認定書，死者負主要責任。因此，我方隻能按照次要責任的比例，承擔相應的賠償。同時，我向法庭提交了公司的車輛保險單，指出大部分賠償應由保險公司在保額內支付。”
“對方律師冷笑，說責任認定書是行政確認，法院審理時可以不予採信。他說，死者是家庭支柱，她這一死，老母親無人贍養，家庭破碎，這種精神痛苦，豈是一紙認定書能衡量的？他要求法庭重新劃分責任比例，按照‘人道主義’原則，判令公司承擔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責任。”
“法庭內的氣氛幾乎要凝固了。旁聽席上，死者家屬開始低聲抽泣，有人忍不住罵出聲來。審判長敲了好幾次槌子，才維持住秩序。”
“我站起來，盡量讓自己的聲音保持平穩和冷靜。”張斌回憶道，“我說，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各位旁聽人員，我完全理解死者家屬的悲痛心情。失去親人的痛苦，是任何金錢都無法彌補的。我方對死者的不幸，同樣深表哀悼和同情。但是，法律的存在，不僅僅是為了懲罰，更是為了定分止爭，為了在紛繁複雜的社會關係中，找到一個相對公平的平衡點。責任認定書，是國家公權力機關，依照法定程式，基於現場勘查、證人證言、技術鑒定等一係列證據，做出的專業判斷。在沒有相反證據足以推翻它的情況下，它應當成為本案劃分責任的基本依據。如果我方因為對方的悲痛，就輕易放棄這個依據，去接受一個沒有法律支撐的高額索賠，那麼，法律的權威何在？公平的底線又在哪裏？”
“我接著說，當然，人道主義是法律之外的溫度。我方願意在法定賠償數額之外，基於人道主義，給予死者家屬一筆適當的經濟撫慰，以表達我們對逝者的哀思和對生者的慰問。但這與法律責任的劃分，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辯論結束後，審判長宣佈休庭，擇日宣判。”
“等待判決的那段日子，是最煎熬的。公司上下都懸著一顆心。崔大勇更是夜不能寐，他悄悄跟我說，張律師，如果判我賠很多錢，我這輩子就完了，我隻能去死了。”
“半個月後，判決下來了。法庭完全採納了我的代理意見。判決書寫道：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書，程式合法，事實清楚，本院予以採信。據此，認定死者負主要責任，崔大勇負次要責任。鑒於崔大勇係履行職務行為，其賠償責任由僱主智恆通公司承擔。判決被告方承擔總損失的百分之三十，共計人民幣八萬四千元，扣除保險公司應賠付部分，公司實際需支付三萬餘元。同時，法庭支援了原告關於精神損害撫慰金的請求，但數額遠低於其訴求，包含在上述款項中。”
“拿到判決書的那一刻，我長長地出了一口氣。崔大勇聽到訊息，當場就哭了。死者家屬不服，提起了上訴。二審法院經過審理，維持了原判。”
“案子雖然結了，但影響還在繼續。”張斌的聲音裏帶著一絲感慨，“公司主動將那三萬餘元賠償款，又加上公司員工自發募捐的一萬多塊錢，一起送到了死者家裏。雖然家屬開始不接受，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事情終究慢慢平息了。崔大勇後來離開了公司，回老家開了個小賣部，他說，是那場官司，保住了他的命，保住了他的家。”
正廳裡陷入了短暫的沉默。窗外，冬日淡淡的陽光透過窗欞，在地上投下斑駁的光影。譚笑七端起早已涼透的茶，一飲而盡，然後重重地將茶盞放回桌上。
“張律師，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譚笑七目光炯炯地看著張斌，“這三個案子，有情，有理，有法，有謀，有勇。怪不得你張斌的大名，如今在京城律師圈裏，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張斌謙遜地擺了擺手：“譚總過獎了，不過是盡心儘力，為當事人爭取最大的利益罷了。說起來，這三個案子雖然勝了，但每一次，都讓我對法律、對人性的認識，更深了一層。”
他看了看手錶，站起身來，將公文包拿在手中：“時間差不多了，譚先生。咱們該準備準備，下午去崇文區法院，應對您母親那起贍養費糾紛的官司了。有了這些案子的磨練，我心裏更有底了。”
譚笑七也站起身，整了整衣襟，神色變得嚴肅起來。他望著院中那棵歷經滄桑的老槐樹，緩緩說道：“是啊，情與法，理與義，有時候就在一線之間。下午這場，就看張律師如何運籌帷幄了。”
兩人並肩走出正廳，穿過遊廊，向著院外走去。身後，那座三進的大院靜靜佇立，彷彿見證了又一段即將拉開帷幕的法律與人性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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