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和絃坐在法庭冰涼的長椅上，指尖無意識地摩挲著揹包粗糙的布料。她的目光穿過略顯空曠的旁聽席，落在被告席那個熟悉的背影上，譚笑七今天穿著一件長袖襯衫，肩膀綳得筆直，像一把拉滿的弓。
她出現在這裏，是意外，也並不意外。前天幫七哥接鄔總電話時，那個低沉的聲音從聽筒裡傳來：“轉告七哥，譚媽那邊的起訴，後天開庭。”虞和絃握著話筒的手微微出汗。電話結束通話後，她在四室兩廳的落地窗前站了許久，望著對麵塔樓稀疏的燈光，心裏已經有了決定。
去北京。悄無聲息地去。
智恆通的記憶總是帶著一種溫暖的底色。虞和絃還記得一年前的那個雨天，她和姐姐虞海仙拖著兩個磨損嚴重的行李箱，站在獅子樓金碧輝煌的大堂裡。領班的眼睛像掃描器一樣在她倆身上來回移動。那天，她們一群小姐妹剛從江西來到海市，身上的衣裳是獅子樓老闆買的，新潮又廉價。
在獅子樓的日子不長，十七天。虞和絃卻覺得像過了十七個月。醉醺醺的客人、桌底下突然伸過來的手、領班意味深長的“提醒”，她腦子裏那根弦時刻緊繃著，睡覺時枕頭下都藏著一把水果刀。姐姐海仙有次躲在洗手間哭，因為有個客人把酒潑在她新買的襯衫上，手“不小心”停留了太久。
然後命運轉彎了。毛總來獅子樓宴請客戶，離席時在走廊上看見正在幫忙的諮客虞和絃——她正費力地搬著一箱空酒瓶，手腕細得讓人心驚。毛總要了她的聯絡方式。兩天後，姐妹倆站在了智恆通22號大樓前。
那是全然不同的世界。窗明幾淨的辦公室，老魏會在午休時泡一壺菊普，給每個人都倒一小杯；吳德瑞說話總是不緊不慢，遇到難題就大笑來掩飾尷尬；鄔總雷厲風行，但吩咐工作時總會多說一句“辛苦了”。最重要的是，這裏沒有人用那種黏膩的目光打量她們，沒有人“開玩笑”地碰她們的肩膀或腰。姐妹們第一次領到工資的那個晚上，在公司提供的榮泰樓小房間裏，海仙忽然說：“和絃，我覺得我們可以在這裏紮根。”
虞和絃當時用力點頭，心裏湧起一種近乎虔誠的感恩。她感謝毛總的引薦，感謝這裏每一個人用平常的目光看著她們——那種目光讓她覺得自己首先是一個人，然後纔是一個女人。
飛機起飛後，繞著海市上空轉了大半圈，然後擺正機頭向北飛去。舷窗外的風景從南方的鬱鬱蔥蔥漸變為北方的開闊蕭索。虞和絃手裏握著小瓶礦泉水。她想起第一次知道譚笑七身世的那天。
那是個加班到深夜的冬日，北京崇文門飯店七層商務套間裏，隻剩下她和鄔總在整理一份檔案。空調發出輕微的嗡鳴，鄔總忽然說：“譚總今天情緒不太好。”虞和絃當時正在裝訂檔案，針尖不小心刺到了手指。
鄔總的話很剋製，但虞和絃聽懂了那些沒說出口的部分——棄養、掙紮、白手起家。她沒說話，隻是繼續手上的工作，心裏卻翻湧著一種複雜的情緒。後來她曾仔細分辨過那情緒的成分：有心疼，但更多是一種奇異的感激。是的，感激。如果不是那些磨難把譚笑七鍛造成現在這樣——像野草一樣堅韌，像刀鋒一樣鋒利——那麼他可能永遠不會離開北京，永遠不會來到海市，永遠不會創辦智恆通，那麼虞和絃的人生軌跡也將完全不同。
“很扭曲的想法吧。”她當時自言自語。
但這就是虞和絃，一個習慣在每一片烏雲上找銀邊的人。農村老家那三間瓦房、父母對三個哥哥明顯的偏袒、初中畢業就被要求下地幹活的夏天——她都感恩。感恩父母畢竟沒真的把她們姐妹送人，感恩家裏飯桌上總有一小碟雞蛋是專門留給兩個女兒的，感恩父母最終允許她們來海市，雖然隻是為了“掙嫁妝”。
“人要知足。”這是母親常說的話。虞和絃深以為然。
法庭的空調開得很足，虞和絃搓了搓手臂。旁聽席上人不多：幾個記者模樣的人坐在前排，還有一個穿著樸素的老人，手裏捏著一串佛珠。
她的位置選得很巧妙——從譚笑七的方向看過來，這裏恰好被一根大理石柱擋住大半；但如果稍微側身，就能看見七哥的側臉。此刻的譚笑七微微低著頭，律師正在她耳邊輕聲說著什麼。她今天把頭髮盤起來了，露出白皙的脖頸，那個姿勢讓虞和絃想起某種鳥類，警覺而脆弱。
虞和絃忽然意識到，這是她第一次如此長久地、不被察覺地注視譚笑七。
比如有次虞和絃送檔案到總裁辦公室，推門看見譚笑七站在窗前，背影在夕陽裡薄得像紙；聽見聲音回頭時，眼睛裏有些沒來得及收拾的情緒。
姐姐海仙是先動心的那個。虞和絃清楚地記得，海仙提到“譚總”時聲音會不自覺放軟，會默默記下譚總在十天裏七天喝高碎三天和繡球的偏好。那時虞和絃還調侃過姐姐：“譚總那麼矮，你穿高跟鞋都比他高半頭了。”
海仙當時很認真地反駁：“身高有什麼要緊？他站在那裏，就是比所有人都高大。”
後來海仙因為那場意外突然離開。悲傷之餘，虞和絃某天清晨醒來，忽然發現自己在想：“不知道譚總今天會不會又忘記吃早餐。”那一刻她愣住了，然後在漸漸亮起的天光裡，明白了某些東西早已悄然改變。
“現在開庭。”
法官的聲音把虞和絃拉回現實。她看見原告席上坐著一對老夫婦——譚笑七的父母。他們比想像中更蒼老一些，穿著體麵但略顯過時的衣服，背挺得很直。譚媽媽偶爾會往被告席方向看一眼，又迅速移開視線。
虞和絃試著想像譚笑七此刻的心情。會憤怒嗎？會委屈嗎？還是早已麻木？她想起自己老家的父母。她理解譚笑七為什麼選擇法律途徑而非私下和解。有些傷口太深，深到任何溫情的話語都會變成鹽。虞和絃從不認為自己有資格去“調解”或“幫忙”，那不是她該做的事。她能做的，隻是坐在這裏，像一個無聲的見證者。
庭審過程比想像中冗長。虞和絃注意到譚笑七全程很少說話，大部分時間由律師應對。隻有一次，當對方律師提到“未盡孝道”時，他抬起頭，嘴角扯出一個極淡的弧度。
那一刻，虞和絃忽然很想走過去，不是說話，隻是站得近一點。但她沒動。她知道他不需要憐憫，也不需要任何形式的“拯救”。
虞和絃靠在椅背上，忽然想起姐姐海仙出事前的那個週末。她們一起去逛夜市，海仙在一個賣手工飾品的攤位前停下，買了兩條細銀鏈。
“一條給你，一條給譚總。”海仙笑著說，“他整天戴那塊假手錶，都不像個老總。”
後來虞和絃把自己那條收起來了，沒忍心戴。而該給譚笑七的那條，她始終沒找到合適的機會送出去。現在那條鏈子還躺在她床頭櫃的小盒子裏，偶爾開啟看看，銀光已經有些暗淡。
回到法庭時，最後的陳述即將開始。虞和絃重新坐下，發現自己的手心全是汗。
陽光從高高的窗戶斜射進來，在譚笑七的睫毛上投下一小片陰影。法庭辯論依然在持續中，那些話關於責任與界限，關於付出與索取，關於一個孩子如何獨自長大。虞和絃聽著，忽然想起自己十六歲那年，家裏決定不讓姐妹倆繼續讀書的那個晚上。她躲在被窩裏哭，姐姐抱著她，說：“沒關係，我們去城裏，自己掙錢，自己活。”
後來她們真的做到了。雖然艱難，但終究站穩了腳跟。就像譚笑七，從被棄養的童年，到如今坐在被告席上冷靜自持的企業家——他們都是自己把自己從泥土裏拔出來的人。
當庭上最後播放譚總弟弟的錄影時，虞和絃就覺得不好。寒體的功成使得她具備了一些說不清道不明的感知，然後她發現譚媽就要倒下去。虞和絃毫不遲疑地衝過去，一把將譚媽的頭托住，避免了那顆已經長滿斑斑白髮的腦袋直接磕在法庭冰冷堅硬的大理石地麵上。此舉違背了虞和絃的初衷——她本來打算等到法庭宣判後就悄咪咪回海市，不告訴譚笑七和鄔總。
坐在法院拉犯人的中型麵包車裏，麵對著譚爸，虞和絃思緒萬千。她相信譚總不會責怪自己，她也不想違背譚總的心願。從庭審過程看，明擺著譚總心裏已經沒了這對老人。而且自己要是過度幫忙，一定會讓七哥不開心。所以虞和絃決定，到了醫院，等譚媽情況穩定下來，就給七哥打電話，告訴他：首先，自己以後會以譚總“乾妹”的身份適當照顧兩位老人；不會給錢，隻會買一些生活用品，每個月不超過兩次探望；其他的自己不會多做。
譚爸驚奇地看著這個漂亮小姑娘。午後的陽光透過車窗映到她年輕的臉上，充滿了勃勃生機。於是譚爸嘆了一下“唉，要是有這麼個女兒就好了。”他試探道，“姑娘，你是？”
“譚伯伯，您好，冒昧了。我是譚總——啊，就是譚笑七的乾妹妹，您的乾女兒！”虞和絃覺得自己有點大言不慚。“乾妹妹”沒錯，可是早變了性質；至於直說自己是乾女兒，就好像逼著老頭給紅包似的。
譚爸有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雖然他知道小七是大公司的老總，但他覺得能陪在大兒子身邊的女人隻可能是孫農。在起訴期間，譚媽多次唸叨過孫農，說那個沒良心的丫頭也不來看她。誰知道忽然冒出一個乾女兒來，還及時救了老伴一命。譚爸知道，剛才譚媽那下要是磕結實了，腦震蕩肯定沒跑。
譚爸又驚又喜，沒想到這麼容易就夢想成真，我真的有女兒了，這麼漂亮，這麼颯利。他的手哆嗦著，在口袋裏找錢。老頭知道規矩，第一麵時當乾爹的一定要給閨女一個大紅包。可惜，自打小九沒了以後，譚爸就把財政大權交給了譚媽。
“您在找什麼？”虞和絃有些奇怪。
“唉，閨女，你都認我當爸了，我怎麼也得給你紅包吧！”
虞和絃清脆的笑聲在車廂裡回蕩，這老頭真有意思。然後她看見依然昏迷的譚媽，又覺得這麼笑不妥：“不用了，以後讓我乾哥補上就行。”
躺在擔架上的譚媽其實意識清醒。她就是看到電視螢幕上的小九，一時心情激蕩才昏倒的。聽了小姑娘和老闆的對話，譚媽卻不覺得好笑。譚笑七說得對，譚媽不會就這麼輕易繳槍。而且老太太心思活泛：既然小七攻不下來，何不從這個自稱是譚笑七乾妹妹的小姑娘身上下手！總之，她一定要從兒子手裏榨出一大筆錢來。誰都靠不住，唯有把現金攥在手裏，譚媽才能踏實。
前邊，同仁醫院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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