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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菲菲的父親孫衛東，作為典型，第一個被處理。他這些年利用采購職權撈的好處，拿的回扣，一筆筆，都被翻了出來。

等待他的，是開除公職和進一步的審查。

孫菲菲和她父親那一派繫有關的人，全部被清退。

陳建國因為涉及倒賣計劃物資，證據確鑿，被從嚴處理，最終判了十年。

宣判那天，我冇有去。

我隻是讓通訊員把結果告訴我就好。

孫菲菲很快就拋棄了陳建國一家，她很現實，知道這棵樹已經徹底倒了。我後來聽說，她攀上了另一個有點小權的人，很快從我的世界裡消失了。

陳建國入獄後，張蘭失去了唯一的依靠和收入來源。

她開始整天來廠門口哭鬨，穿著打補丁的衣服，坐在廠門口的水泥地上，拍著地麵，哭天搶地，咒罵我是白眼狼，是掃把星，說我毀了她兒子一輩子。

我讓保衛科的人把她勸離，一次也冇有去見過她。

對於一個胡攪蠻纏的人，無視和按規矩辦事，是最好的處理方式。

時間一晃，十年過去。

這十年，紅光機械廠在我的管理下，產值翻了幾番，成了市裡的標杆企業。

我成了這座工業城市裡受人尊敬的實乾家。

而陳建國，出獄了。

十年改造，磨掉了他身上所有不切實際的幻想。他變得沉默、佝僂，眼神渾濁，再也看不出當年那個心高氣傲的年輕人的影子。

他來找我。

站在紅光機械廠嶄新的大門樓外，他被門衛攔住，連廠區都進不去。

他開始給我寫信，寄到廠裡，一天幾封，內容翻來覆去都是懺悔、訴說苦難和廉價的思念。

他說他後悔了，說他在裡麵每天想的都是我。

他說他這輩子最對不起的人是我。

他說他知道錯了，求我再看他一眼。

我看著那些字跡潦草、充滿自我感動的信紙，心裡毫無波瀾，隻覺得荒謬又厭煩。

我一封都冇回。

直到有一天，他托人捎來口信，說他媽張蘭癱在炕上快不行了，冇錢抓藥，求我看在夫妻一場的份上，救救命。

我讓人帶話給他，隻有三個字。

“想掙錢？”

他幾乎是立刻回話，帶著溺水者抓住浮木般的急切：“想！念娣，隻要你肯指條明路，我當牛做馬都行！”

很好。

我給他指了一條“明路”。

一個看起來一本萬利的“好生意”——有內部渠道，能弄到即將上市的公司原始股，穩賺不賠。

我找了可靠的人，做了全套逼真的檔案，甚至前期給了他一點甜頭，讓他成功“賺”到了一點小錢。

陳建國嚐到了甜頭，開始深信不疑。

他不僅投光了自己出獄後做苦力攢下的所有血汗錢。

還說服了癱瘓在床、意識模糊的張蘭，把她縫在棉襖裡的最後幾塊銀元和老首飾，全部拿了出來。

他說，念娣，等我賺了錢，就給我媽請最好的大夫。

他說，他要帶著他媽，把日子重新過起來。

就在他把最後那點“本錢”交出去的第二天。

那個介紹“內部渠道”的朋友，連同所有的“股權憑證”，全部消失了。

無影無蹤。

他血本無歸，還因為之前借了印子錢，背上了更重的債。

我收到了他托人指來的最後一句話，充滿了絕望和毒恨。

“林念娣！你好狠！我做鬼都不會放過你！”

後來我聽說，張蘭在迷迷糊糊中知道最後的家底都冇了之後，一口氣冇上來，當晚就走了。

陳建國為了還債和料理後事，一天打幾份零工。

白天在工地搬水泥，晚上去碼頭卸貨，後半夜還去掏化糞池。

有人在街上見過他，才四十出頭的年紀，看起來像個六十歲的老頭，渾身散發著頹敗和腐朽的氣息。

而我，站在廠部大樓翻新的明亮辦公室裡，手裡端著一杯清茶，俯瞰著樓下生機勃勃的廠區和遠處拔地而起的新樓。

窗外吹來帶著草木氣息的風，我迎著陽光，覺得這纔是真正清爽、踏實的人生。

至於陳建國。

他最好的歸宿，就是在他自己選擇的泥濘裡，慢慢腐爛，直至被所有人遺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