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15日，哈爾濱市道裡區的冬雪下得綿密如絮，零下二十五度的低溫把鬆花江江麵凍得結結實實，江風裹著冰粒刮過街道，打在臉上像小刀子割肉，連撥出的白氣都能瞬間在睫毛上凝成霜花。張建國站在撫順街小區的單元樓下，羽絨服的帽子拉得很低，遮住了大半張臉，手裏攥著的黑龍江警方協查函邊緣已被指尖的溫度焐得微微發潮——函件裡記錄的“2009年孫曉梅被殺案”，是第七起與白銀係列案手法高度相似的案件，現場留下的42碼棕色雪地靴鞋印、與劉建軍DNA片段重合的毛髮，像兩塊沉重的冰砣，壓得他胸口發悶。
“張隊，孫曉梅當年就住在三樓301室，這房子案發後一直空著，房東沒再出租，我們從物業那邊借了鑰匙。”哈爾濱市公安局刑警支隊的李銳隊長搓著凍得發紫的手，聲音裏帶著明顯的寒氣，說話時的白氣在眼前聚成一團，“2009年案發時，我們現場提取了毛髮、鞋印和部分纖維，但當時省廳的DNA資料庫還沒跟全國聯網，雪地靴又是當年的暢銷款，光道裡區就賣出去幾百雙，排查了大半年都沒找到突破口，直到上個月把舊案資料錄入全國刑偵DNA資料庫，才發現現場毛髮與劉建軍的DNA有20%的片段重合，省廳立刻就把協查函發去白銀了。”
張建國點點頭，跟著李銳往樓上走。老舊小區的樓梯間沒有暖氣，牆壁上結著一層薄薄的白霜，每走一步都能聽到鞋底摩擦冰麵的“咯吱”聲，扶手摸上去像冰疙瘩一樣刺骨。301室的門開啟時，一股混合著灰塵、黴味和寒氣的味道撲麵而來，房間裏空蕩蕩的，隻有幾張破舊的木質桌椅和一個掉漆的衣櫃留在原地，牆角結著厚厚的蜘蛛網，顯然很久沒人打理過。李銳從公文包裡拿出一張塑封好的現場照片，小心地貼在客廳的白牆上——照片裡，孫曉梅倒在臥室門口，身上穿著粉色的珊瑚絨睡衣，領口處沾滿了暗紅色的血跡，頸部的傷口深可見骨，暗紅色的血漬在淺色地板上凝固成不規則的斑塊；床頭櫃被翻得亂七八糟，口紅、粉底盒撒了一地，旁邊放著一雙沒來得及換的棕色雪地靴，鞋碼是37碼，鞋跟處還沾著門外的積雪，顯然是孫曉梅剛回家時沒來得及換鞋，而兇手留下的42碼雪地靴鞋印，正好壓在孫曉梅的鞋印旁邊，邊緣還帶著一點白色的粉末。
“這雙雪地靴是‘北極狐’牌的，2008年的冬季暢銷款，當年哈爾濱的中央商城、秋林公司這些大商場都有專櫃，甚至很多小商品市場也有仿款，很難精準溯源。”李銳指著照片裡鞋印邊緣的白色粉末，語氣帶著幾分無奈，“不過我們的技術科當年對粉末做了成分檢測，確定是小麥麵粉，不是工業粉，應該是兇手在麵粉廠、饅頭店這類地方工作或停留時沾到的，而且粉末裡還混著一點酵母的成分，更傾向於麵食加工場所。”
麵粉？酵母？張建國心裏猛地一動，他立刻蹲下身，視線與照片裡的地麵平齊，手指在想像中的鞋印和粉末殘留位置輕輕比劃：“孫曉梅當時的工作單位和日常軌跡查得怎麼樣？她是做什麼工作的？案發前有沒有去過麵粉廠、饅頭店這類地方，或者跟做麵食生意的人有過接觸、發生過矛盾？”
“孫曉梅當時在小區附近的‘華宇電子元件廠’當質檢員，主要負責檢查手機零部件的精度，工資不算高但作息規律，每天都是兩點一線，從家到工廠，很少去其他地方。”李銳從案卷裡抽出一份厚厚的詢問筆錄，遞給張建國，“我們當年走訪了她的同事、鄰居和親屬，所有人都說孫曉梅性格很溫和，甚至有點內向，平時連跟人大聲說話都很少，更別說跟人結仇了。不過，她的對門鄰居王阿姨回憶，案發前一週左右，孫曉梅家樓下的商鋪新開了一家饅頭店，店主是個外地男人，說話帶著明顯的甘肅口音，個子不高，大概一米七左右，麵板黝黑，總在晚上關店後戴著帽子在小區裡轉悠。有一次王阿姨看到這個店主跟孫曉梅問路，孫曉梅好像有點害怕，隻指了個方向就匆匆上樓了，後來還跟王阿姨說‘那個店主看著有點凶，以後晚上盡量別跟他搭話’。”
甘肅口音？張建國的眼睛瞬間亮了——他立刻想起劉建軍的審訊記錄，劉建軍是甘肅白銀人，說的正是典型的甘肅中部口音，而且根據之前的調查，劉建軍在新疆打工時認識了不少甘肅同鄉，其中不乏會寧、定西等地的人。孫曉梅案的兇手與劉建軍有DNA片段重合，很可能也是甘肅籍，甚至與劉建軍有直接或間接的聯絡，而這個“甘肅口音的饅頭店主”，無疑成了最關鍵的線索。“立刻調整排查方向，重點圍繞這個饅頭店主展開！”張建國站起身，語氣堅定，“第一，查2009年在道裡區撫順街小區周邊開設饅頭店、麵館這類麵食加工店鋪的甘肅籍人員，特別是年齡在35到45歲之間、身高一米七左右、42碼腳的男性；第二，調取2009年道裡區的工商登記資訊和個體工商戶檔案，重點找經營範圍包含‘麵食加工’‘饅頭銷售’，且經營者為甘肅籍的店鋪，尤其是當年下半年倒閉或登出的；第三，重新梳理劉建軍的社會關係網，特別是他2006年在新疆打工時認識的甘肅同鄉，看看有沒有人在2009年去過哈爾濱，或者與哈爾濱的麵食從業者有聯絡。”
李銳立刻安排人手，將團隊分成三組，分頭開展排查工作。張建國則留在哈爾濱市公安局的刑事技術中心，重新翻閱孫曉梅案的全部卷宗，從現場勘查記錄到物證照片，再到每一份證人詢問筆錄，都看得格外仔細，生怕錯過任何一個細節。他注意到，案卷裡記錄著孫曉梅的手機和錢包都留在了現場，隻是錢包被開啟，裏麵的現金卻沒少，這與白銀係列案“不劫財、隻傷人”的核心特徵完全一致，進一步確認了這是一起模仿白銀係列案的惡性殺人案。
接下來的四天，排查工作有條不紊地推進。第一組民警走訪了道裡區所有在2009年經營過麵食店鋪的商戶，調取了當年的租賃合同和工商登記資訊，篩選出十多名符合“甘肅籍、35-45歲、身高一米七左右”特徵的經營者；第二組民警則重點覈查這些人的身份資訊和去向，發現其中一個叫馬曉軍的甘肅會寧人，2009年6月在撫順街小區樓下開設了“曉軍饅頭店”，當年12月（孫曉梅案發後一個月）就突然關閉店鋪，離開了哈爾濱，去向不明；第三組民警通過梳理劉建軍的社會關係，發現馬曉軍的堂弟馬曉強，正是劉建軍2006年在新疆烏魯木齊建築工地打工時的工友，兩人不僅一起住過臨時工棚，還曾因打架被包工頭一起罰過款，關係頗為密切。
“馬曉軍！”張建國看著馬曉軍的戶籍照片，照片裡的男人中等身材，臉上有幾顆明顯的麻子，眼神陰沉，嘴角向下撇，帶著一股生人勿近的氣息，與孫曉梅鄰居王阿姨描述的“甘肅口音饅頭店主”完全吻合。“立刻聯絡甘肅會寧警方，查馬曉軍的下落！重點查他2010年從哈爾濱回到會寧後的活動軌跡，看看他有沒有開設店鋪、從事固定工作，或者與其他甘肅同鄉有聯絡。”
甘肅會寧警方接到協查請求後，立刻展開了調查。1月22日下午，會寧警方傳來確切訊息：馬曉軍2010年從哈爾濱回到會寧後，在縣城的“會師路”上開了一家小麵館，名叫“西北麵館”，主要賣拉麵、炒麵這類甘肅特色麵食，平時很少與人交往，性格孤僻，而且根據周邊商戶的描述，馬曉軍冬天經常穿著一雙棕色的雪地靴出門，款式與“北極狐”牌高度相似。
“準備出發，去會寧！”張建國當機立斷，立刻向黑龍江警方和白銀市局申請了跨省辦案手續，帶著小李、小林和哈爾濱市公安局的兩名民警，驅車前往甘肅會寧。1月24日清晨，會寧的氣溫低至零下三十度，縣城的街道上積著厚厚的積雪，寒風像刀子一樣刮在臉上，連車窗玻璃都結了一層厚厚的冰花，需要不斷開空調才能融化。張建國和會寧警方的民警提前潛伏在“西北麵館”對麵的一家雜貨店門口，躲在厚厚的門簾後麵，透過縫隙密切觀察麵館的動靜。
早上七點半，麵館的卷閘門緩緩拉開，一個穿黑色棉襖、戴藍色毛線帽的男人從店裏走出來，手裏提著一個紅色的塑料麵盆，裏麵裝著空的麵粉袋，看樣子是準備去附近的糧油店買麵粉。這個男人臉上有明顯的麻子，身高一米七左右，走路時有些內八字，腳上穿的正是一雙棕色的雪地靴——正是他們要找的馬曉軍！
“行動！”張建國低聲下令，民警們迅速拉開門簾，踩著積雪衝過去，形成一個半圓形的包圍圈，快速向馬曉軍靠近。馬曉軍聽到身後的腳步聲，猛地回頭，看到穿警服的人，臉色瞬間變得慘白，他下意識地扔掉手裏的麵盆，轉身就想往麵館裏跑，卻因為腳下的積雪打滑，摔了個四腳朝天，還沒等他爬起來，民警們就已經衝上前，將他牢牢按住。“放開我！你們憑什麼抓我？我沒犯法！”馬曉軍嘶吼著，雙手在地上亂抓，指甲縫裏的麵粉和泥土都蹭到了民警的褲腿上，掙紮得格外激烈。
“沒犯法？2009年哈爾濱市道裡區撫順街小區的孫曉梅，是不是你殺的？”張建國走到馬曉軍麵前，居高臨下地看著他，眼神冰冷如霜，“你腳上穿的這雙‘北極狐’雪地靴，你在哈爾濱開的饅頭店，還有你跟劉建軍的關係，每一樣都是證據！你以為關掉饅頭店，逃回甘肅會寧開家麵館，就能逃脫法律的製裁？”
馬曉軍的身體猛地一僵，掙紮的力氣瞬間消失，他趴在冰冷的雪地上，肩膀劇烈地顫抖著，過了很久才抬起頭，臉上滿是淚水和泥土，嘴唇哆嗦著，聲音沙啞得像被砂紙磨過：“是……是劉建軍跟我說的……2006年在新疆烏魯木齊的工地，他跟我喝酒，說他殺了好幾個女人，警察都沒抓到他，還說殺那些看不起我們外地打工者的女人，能解氣，能讓別人不敢欺負我們……”
民警們隨後對馬曉軍的“西北麵館”進行了搜查。麵館不大，隻有一間門麵，前半部分是用餐區，後半部分是廚房和儲物間，角落裏還有一個通往地窖的樓梯。在廚房的儲物櫃裏，民警們找到了一雙棕色的“北極狐”牌雪地靴——42碼，鞋底的紋路與孫曉梅案現場的鞋印完全一致，鞋縫裏還殘留著一點已經乾結的白色麵粉，甚至能隱約看到酵母發酵後的淡黃色痕跡；在儲物間的一個舊紙箱裏，民警們發現了一件黑色的長款外套，口袋裏沾著幾根淺粉色的纖維，經過初步檢測，與孫曉梅當年穿的珊瑚絨睡衣纖維成分一致；更重要的是，在地窖的角落裏，民警們找到了一把用布包裹著的不鏽鋼菜刀，刀身長度約15厘米，刀刃上有明顯的打磨痕跡，但縫隙裡殘留著一點暗紅色的物質，技術科的民警用試紙檢測後，確定是陳舊性血跡。
“證據確鑿，你還想狡辯？”張建國拿起那把菜刀，在馬曉軍麵前晃了晃，語氣帶著不容置疑的威嚴，“這把菜刀的尺寸、刀刃形狀，與孫曉梅頸部的傷口完全吻合；你雪地靴裡的麵粉，與案發現場的粉末成分一致；你外套口袋裏的纖維，來自孫曉梅的睡衣。你以為模仿劉建軍的作案手法，故意在現場留下麵粉混淆視線，就能矇混過關？”
馬曉軍癱坐在雪地裡，再也沒了掙紮的力氣，眼淚順著臉頰流下，在零下三十度的低溫裡，很快就結成了細小的冰粒，掛在他的下巴上。“2009年我在哈爾濱開饅頭店，本來想好好做生意，可附近的居民總覺得我是外地人，嫌棄我的饅頭不幹凈，還舉報過我兩次衛生問題，雖然最後查出來是誤會，但我心裏一直不舒服。”他哽嚥著，聲音裏帶著壓抑多年的委屈和怨恨，“有一次孫曉梅來買饅頭，說我的饅頭有點酸，可能是酵母放多了，我跟她解釋是冬天發酵慢，她卻不相信，還跟旁邊的人說‘外地人的東西就是不放心，以後還是去大超市買吧’。我當時就很生氣，覺得她是故意看不起我，從那以後就開始偷偷跟蹤她，摸清了她每天晚上七點半下班，會獨自步行回家，而且她家門鎖是老式的，開門需要擰好幾圈，有足夠的時間下手。”
馬曉軍頓了頓，喘了口氣，繼續說道：“案發那天晚上，我提前關了饅頭店，戴著帽子躲在孫曉梅家單元樓的樓道裡，等她掏出鑰匙開門的時候，我從背後衝上去，用左手捂住她的嘴，右手拿著菜刀割了她的脖子……我本來想把她的手機和錢包拿走，偽裝成搶劫殺人，可我看到她倒在地上，眼睛還睜著，我突然害怕了，就隻翻亂了床頭櫃，故意在鞋印上蹭了點麵粉，想讓警察以為兇手是麵粉廠的工人，然後就趕緊跑回了饅頭店，第二天還正常開店，直到一個月後才偷偷關掉店，回了會寧。”
2012年2月1日，馬曉軍被押回哈爾濱市公安局，因涉嫌故意殺人罪被依法批準逮捕。審訊室裡，他詳細交代了自己的作案經過，包括跟蹤孫曉梅的具體路線（從電子元件廠到小區的三條必經之路）、行兇時的心理活動（既憤怒又害怕）、逃跑時的路線選擇（特意繞遠路避開監控），甚至包括他當年在哈爾濱購買雪地靴和菜刀的店鋪名稱，每一個細節都與警方掌握的證據完全吻合。技術科的DNA檢測結果也顯示，馬曉軍的DNA與孫曉梅案現場提取的毛髮DNA完全一致，菜刀縫隙裡的陳舊性血跡經過DNA分型，也與孫曉梅的DNA匹配，所有證據形成了完整的證據鏈，無可辯駁。
張建國站在審訊室外的觀察窗前，看著裏麵低頭認罪的馬曉軍，心裏卻沒有絲毫輕鬆。從1988年的高承勇，到1994年的王德才，2000年的劉斌，2006年的張大軍，2008年的張二軍，2010年的劉建軍，再到2012年的馬曉軍，整整二十四年，七起惡性殺人案，七個兇手，像一串被“仇恨”和“自卑”串聯起來的鎖鏈，從甘肅白銀到新疆烏魯木齊，再到內蒙古呼和浩特、黑龍江哈爾濱，把罪惡的陰影撒向了大半個中國。他們中的每一個人，都曾在生活中遭遇過挫折和不公，卻沒有選擇用合法的方式維權，反而把對命運的不滿、對他人的怨恨，變成了傷害無辜者的屠刀，甚至形成了一種畸形的“罪惡傳承”，讓悲劇在不同的城市不斷複製。
他回到辦公室，把馬曉軍的案卷與高承勇、王德才、劉斌、張大軍、張二軍、劉建軍的案卷整齊地擺放在一起，七本案卷疊在一起，厚厚的一摞，放在辦公桌上幾乎佔了一半的空間，像是一座沉重的大山，壓得人喘不過氣。窗外的雪還在下，細密的雪粒把哈爾濱的街道、屋頂、樹木都覆蓋成了一片白色，卻掩蓋不了那些逝去生命的痕跡，也抹不去受害者家屬心中永遠的傷痛。張建國拿起筆，在馬曉軍案卷的扉頁上鄭重寫下：“冰城雖寒，難凍正義；罪惡雖遠，終被追拿。縱跨萬裡山河，亦要為逝者討回公道。”
就在這時，李銳拿著一份新的協查函匆匆走進來，臉上帶著難以掩飾的凝重：“張隊，四川省公安廳剛發來協查函，2011年成都市金牛區發生過一起單身女工被殺案，受害者叫周莉，26歲，是當地一家服裝加工廠的工人，死狀與我們的係列案完全一致——頸部銳器傷、無性侵痕跡、現場被翻亂卻未丟失財物，現場留下的鞋印是42碼的白色帆布鞋，DNA檢測顯示，現場提取的毛髮與馬曉軍的DNA有18%的片段重合，懷疑是馬曉軍的同夥，或者是其他模仿者。”
張建國接過協查函，看著上麵周莉的照片——照片裡的女孩紮著高高的馬尾辮，笑容燦爛，眼裏滿是對未來的憧憬，卻永遠停在了26歲。他的手指輕輕拂過照片，心裏的擔憂越來越深：這張罪惡的網，比他想像的還要龐大，還要複雜。從西北的甘肅、新疆，到華北的內蒙古，東北的黑龍江，再到西南的四川，這些兇手像是被一種無形的“惡疾”傳染，把對生活的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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