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6月10日，白銀市的沙塵天連著來了三天，空氣裡飄著細小的沙粒，吸進肺裏帶著糙意。張建國蹲在紡織廠家屬院外的小巷裏，指尖捏著半枚煙蒂，煙蒂上還沾著一點未燒盡的煙草，旁邊是一小撮新鮮的泥土——這是巡邏民警剛剛發現的，距離上次找到威脅紙條的牆角不到十米。
“張隊，煙蒂已經裝袋了，技術科的人馬上過來。”小李站在旁邊，手裏拿著物證袋，臉色比天氣還沉，“這三天我們24小時巡邏，家屬院的女工都沒敢單獨出門，怎麼兇手還敢在這附近活動？”
張建國沒說話，目光掃過小巷的牆麵。這是條死衚衕，盡頭是堵斷牆，牆上滿是塗鴉，地麵坑坑窪窪的，積著沙塵和雨水混合的泥。煙蒂落在靠近斷牆的位置，旁邊的泥土上有半個模糊的腳印，還是42碼的男士皮鞋印，跟“5·26案”現場的鞋印輪廓相似，隻是這次的腳印沾了泥，比上次清晰一點——鞋底紋路裡能看到細小的凹槽，像是解放牌皮鞋特有的“回”字形紋路。
“兇手是故意的。”張建國站起身，拍了拍褲腿上的沙塵，“他知道我們在巡邏，還敢來這裏抽煙，留煙蒂和腳印，就是在挑釁。”
正說著，技術科的老陳提著箱子趕來，蹲下身用鑷子夾起煙蒂，放進物證袋裏，又用相機拍下腳印：“張隊，煙蒂上有唾液，能提取DNA，但還是得送省廳，咱們局裏做不了精細檢測。腳印確實是解放牌皮鞋，這種鞋在白銀的國營工廠裡很常見，特別是機床廠、農機廠，工人幾乎人手一雙。”
“機床廠、農機廠……”張建國在心裏默唸這兩個名字，“小李，你帶兩個人去這兩個廠，查所有42碼腳、A型血的工人，重點查最近半個月有夜班、或者請假的人。另外，跟廠保衛科要職工名單，把住址在紡織廠家屬院附近的人標出來，逐個排查。”
小李剛要應聲，口袋裏的傳呼機突然響了，“滴滴”的聲音在安靜的小巷裏格外刺耳。他掏出傳呼機一看，臉色瞬間變了：“張隊，局裏來訊息，東山路那邊的家屬院，發現一具女屍，死狀跟崔金梅一樣！”
張建國的心臟猛地一沉，手裏的煙蒂物證袋差點掉在地上：“什麼時候發現的？死者是誰？”
“剛發現沒多久，死者是東山路家屬院的女工，叫王麗，28歲，在針織廠上班，也是被人一刀割喉，房門沒被撬，屋裏被翻亂了，沒找到財物丟失的痕跡。”小李的聲音發顫，“局裏讓我們立刻過去。”
張建國沒再多說，轉身就往警車方向跑，軍大衣的衣角在風裏翻飛。東山路家屬院距離紡織廠家屬院有三公裡，是另一處國營廠的家屬區，同樣都是平房，同樣住的都是單身女工——兇手不僅在挑釁，還在擴大作案範圍，專挑單身女工下手。
警車在沙塵裡疾馳，車窗外的街景飛快後退，張建國盯著前方模糊的路，手指緊緊攥著方向盤，指節泛白。他想起崔金梅母親哭紅的眼睛，想起紡織廠家屬院女工們恐懼的眼神，現在又多了一個王麗，又多了一個破碎的家庭——如果再抓不到兇手，還會有第三個、第四個受害者。
二十分鐘後，警車停在東山路家屬院門口。院子裏已經拉了警戒線，圍了不少居民，議論聲裏帶著恐慌。張建國擠過人群，走到最裏麵的平房前，法醫老周正蹲在門口檢查，看到他來，站起身搖了搖頭：“跟崔金梅案一模一樣，致命傷是頸部銳器傷，切斷頸動脈，死亡時間大概在昨晚十二點到淩晨兩點之間，身上有控製造成的淤青，沒有性侵痕跡，房門沒被撬，應該是熟人或者兇手騙開門的。”
張建國走進屋裏，一股熟悉的血腥味撲麵而來，比崔金梅案的味道更濃。王麗倒在臥室的床邊，穿著粉色的睡衣，脖子上的傷口還在滲血，染紅了身下的地板。臥室裡的衣櫃被翻得亂七八糟，衣服扔了一地，梳妝枱上的化妝品被掃到地上，碎了一地玻璃——跟崔金梅家的場景幾乎復刻，兇手還是在翻找什麼，但沒動梳妝枱上的鐵皮錢盒，錢盒裏的幾十塊現金還在。
“張隊，你看這個。”技術科的同事在床底喊了一聲，手裏拿著一張摺疊的紙條。張建國走過去，接過紙條展開，上麵用鉛筆寫著同樣歪歪扭扭的字：“我說過，遊戲才剛剛開始”。
紙條的邊緣沾著一點纖維，像是從睡衣上勾下來的。張建國捏著紙條，心裏的火氣越來越盛——兇手不僅模仿作案手法，還留下同樣的紙條，分明是把警方的巡邏當成了擺設，把殺人當成了“遊戲”。
“查房間裏的腳印和指紋。”張建國的聲音冷得像冰，“重點找42碼的男士皮鞋印，還有有沒有戴手套留下的纖維痕跡。另外，查王麗的社會關係，她在針織廠的同事、領導，有沒有被跟蹤過，跟崔金梅有沒有交集。”
小李立刻去聯絡針織廠，老陳帶著技術科的人開始在屋裏噴灑顯影劑。很快，地麵上出現了幾枚清晰的42碼皮鞋印，跟紡織廠小巷裏發現的腳印一模一樣，都是解放牌皮鞋的“回”字形紋路。更重要的是，在衣櫃的門把手上，技術科的同事發現了一點黑色的纖維：“張隊，這是羊毛纖維，應該是兇手戴的手套上掉下來的，跟崔金梅家衣櫃上發現的纖維成分一樣！”
“同一副手套……”張建國的眼睛亮了一下，“老陳，能不能通過纖維確定手套的材質和品牌？”
“很難，這種羊毛纖維很常見，市麵上賣的勞保手套大多是這個材質，沒有特別的標識。”老陳搖了搖頭，“不過我們可以比對一下，看看跟機床廠、農機廠發的勞保手套纖維是不是一樣的。”
張建國點了點頭，走到屋外，想跟王麗的鄰居瞭解情況。剛走到門口，就看到一個中年女人坐在台階上哭，旁邊站著一個穿校服的女孩，眼睛紅腫，緊緊攥著女人的衣角。
“這是王麗的姐姐王芳，還有她的女兒小雅。”旁邊的社羣民警小聲介紹，“王麗離婚三年了，女兒跟她住，昨天小雅去外婆家了，今天早上王芳來送小雅回家，就發現王麗出事了。”
張建國走到王芳身邊，蹲下身，聲音盡量溫和：“王女士，節哀。你能不能跟我說說，王麗最近有沒有異常？比如被人跟蹤，或者跟誰結過仇？”
王芳抬起頭，眼淚順著臉頰往下流，聲音哽咽：“她……她半個月前跟我說過，下班路上感覺有人跟著她，還說那個人穿深色外套，戴帽子，跟在她後麵走了兩條街，她跑回家鎖了門纔敢出來。我讓她報警，她跟我說沒證據，怕警察不管，還說……還說等小雅放暑假，就帶小雅去外地親戚家躲躲，沒想到……”
又是跟蹤者！張建國心裏一緊：“她有沒有說跟蹤者的身高、體型？或者有沒有跟她搭過話？”
“她說身高跟你差不多，一米七五左右，體型中等，沒跟她搭話，每次她回頭，那個人就低下頭，看不清臉。”王芳抹了把眼淚，“她還說，上週在菜市場看到過那個人，那個人在跟賣菜的打聽她，問她是不是每天都去買菜，她嚇得趕緊跑了，之後就沒敢一個人去菜市場。”
張建國讓小李把這些資訊記下來，又問：“王麗在針織廠有沒有關係好的同事？或者有沒有人追求過她？”
“她在廠裡跟一個叫趙秀的女工關係好，兩人經常一起上班下班。”王芳想了想，“追求她的人……好像沒有，她離婚後一直一個人，心思都在小雅身上，沒心思找物件。”
沒過多久，小李帶著趙秀趕來了。趙秀也是28歲，跟王麗一個班組，臉色蒼白，渾身發抖：“張警官，王麗怎麼會出事……我們昨天還一起下班，她還跟我說，最近總覺得有人跟著她，讓我陪她多走一段路，我送她到家屬院門口才走的，怎麼就……”
“你送她到門口的時候，有沒有看到可疑的人？”張建國追問。
“沒有，當時天已經黑了，家屬院門口隻有一個賣烤紅薯的大爺，沒看到其他人。”趙秀搖了搖頭，“不過王麗跟我說，她前幾天在家屬院的巷子裏看到過一個穿深色外套的男人，那個男人盯著她看，眼神特別嚇人，她趕緊跑回了家。”
張建國又問了幾個關於王麗的問題，趙秀也沒能提供更多線索。他讓小李送趙秀和王芳母女回家，自己則留在現場，看著技術科的人收拾物證。沙塵還在飄，落在警戒線和警車頂上，像是要把所有的痕跡都掩蓋住。
下午三點，張建國回到公安局，立刻召開緊急會議。會議室裡，各小組的負責人都低著頭，氣氛壓抑——短短半個月，兩起惡性殺人案，作案手法一致，兇手還留下挑釁的紙條，卻沒留下任何有價值的線索，每個人心裏都憋著一股勁。
“東山路王麗案，跟紡織廠崔金梅案，作案手法、兇手特徵、現場痕跡都高度一致，確定是同一人作案。”張建國把兩張現場照片貼在黑板上，“兇手男性，42碼腳，穿解放牌皮鞋，A型血，戴羊毛勞保手套，身高一米七五左右，體型中等，反偵查意識強，專挑單身女工下手，作案前會跟蹤受害者，熟悉家屬院的環境，很可能在白銀長期居住，甚至就在國營工廠上班。”
“張隊，機床廠和農機廠的排查有進展了。”負責排查工廠的小組負責人站起來，手裏拿著一份名單，“兩個廠共有42碼腳、A型血的工人156人，其中最近半個月有夜班或請假的有32人，住址在紡織廠或東山路家屬院附近的有8人，我們已經開始逐個走訪，但目前還沒發現可疑人員。”
“省廳的DNA檢測結果呢？”張建國又問。
“還沒訊息，那邊說兩起案件的物證一起送過去的，需要重新比對，可能還要等一週。”四組負責人回答。
“一週……”張建國皺了皺眉，“兇手不會等我們一週，他很可能還會作案。現在有兩個緊急任務：第一，加大對市區所有單身女工家屬院的巡邏力度，每個家屬院安排至少兩名民警24小時值守，提醒所有單身女工鎖好門窗，不要給陌生人開門；第二，繼續排查那8個可疑人員，不僅要查他們的不在場證明，還要查他們的社會關係，看看有沒有跟崔金梅、王麗認識的，或者有沒有跟蹤女性的前科。”
會議結束後，所有人都立刻行動起來。張建國留在辦公室，對著黑板上的兩個案件線索反覆梳理——崔金梅在紡織廠，王麗在針織廠，兩個廠沒有直接關聯；紡織廠家屬院和東山路家屬院相隔三公裡，也沒有交集；唯一的共同點是，兩個受害者都是單身女工，都被兇手跟蹤過，都住在沒有監控的平房裏。
“兇手是怎麼選擇受害者的？”張建國自言自語，手指在兩個家屬院的位置之間畫了條線，“難道是隨機選擇？還是說，他對國營廠的單身女工有特殊的‘執念’？”
他想起王麗女兒小雅的樣子，想起崔金梅母親的哭聲，心裏一陣刺痛。作為刑警，他最怕的就是麵對這樣的惡性案件——兇手殘忍、狡猾，受害者無辜、無助，而他們卻因為技術有限，隻能一步步摸索，眼睜睜看著陰影蔓延。
傍晚時分，小李匆匆跑進來，手裏拿著一份筆錄：“張隊，我們走訪機床廠的可疑人員時，發現一個叫劉建軍的工人，42碼腳，A型血，住在東山路家屬院附近，他上週請了三天假，說是回老家，但是他老家的鄰居說，他根本沒回去！”
“劉建軍？”張建國立刻站起來，“他的基本情況怎麼樣？年齡、職務、平時表現？”
“劉建軍，35歲，機床廠的車床工，在廠裡幹了十年，平時話不多，性格有點孤僻，沒結婚，一個人住。同事說他很少跟人來往，下班後就直接回家，沒什麼愛好。”小李遞過筆錄，“我們去他家裏走訪，他說上週回老家是去幫親戚幹活，可他老家的鄰居說，那三天根本沒看到他，他很可能在撒謊！”
張建國接過筆錄，快速翻看著。劉建軍的照片貼在筆錄第一頁，中等身材，寸頭，眼神有點陰沉，穿著工裝，看起來很普通，跟街頭隨處可見的工人沒什麼區別。
“立刻去劉建軍家，帶他回局裏問話！”張建國抓起外套，“另外，查他的皮鞋是不是解放牌，有沒有勞保手套，家裏有沒有長刀之類的銳器。”
警車再次出發，朝著劉建軍家的方向駛去。張建國坐在副駕駛座上，心裏既緊張又期待——劉建軍的疑點太多，年齡、身高、鞋碼、血型都符合兇手特徵，還撒謊隱瞞行蹤，他很可能就是兇手。
劉建軍家住在東山路家屬院附近的一個老小區，也是一間平房。張建國和小李趕到時，房門關著，裏麵沒開燈。小李敲了敲門，沒人回應。
“劉建軍！我們是公安局的，開門！”小李喊了一聲，還是沒動靜。
張建國示意小李退後，自己走到窗邊，透過窗簾縫往裏看。屋裏黑漆漆的，隱約能看到傢具的輪廓，沒有動靜。他心裏一沉：“難道跑了？”
“張隊，要不要撬門進去？”小李問。
張建國點了點頭，小李立刻找來工具，幾下就撬開了門鎖。兩人舉著手槍，小心翼翼地走進屋裏。屋裏沒人，空氣裡瀰漫著一股機油味，像是很久沒通風了。
客廳裡很簡單，一張桌子、兩把椅子、一個舊沙發，桌子上放著一個沒洗的碗，碗裏是剩菜。張建國走進臥室，臥室裡有一張床、一個衣櫃，還有一個工具箱。他開啟工具箱，裏麵放著各種機床工具，還有一把長刀——刀身很長，刃口鋒利，上麵還沾著一點黑色的汙漬。
“小李，把刀裝起來，送技術科檢測，看看上麵有沒有血跡。”張建國又開啟衣櫃，裏麵掛著幾件工裝和一件深色外套，跟受害者描述的跟蹤者穿著一致。衣櫃下麵的鞋架上，放著一雙解放牌皮鞋，42碼，鞋底的“回”字形紋路跟現場的腳印一模一樣！
“找到證據了！”小李興奮地喊了一聲，“張隊，劉建軍肯定是兇手！”
張建國卻沒那麼興奮，他總覺得哪裏不對勁——劉建軍如果是兇手，為什麼不把刀和皮鞋藏起來，反而放在家裏這麼明顯的地方？而且屋裏沒有打鬥痕跡，也沒有找到威脅紙條上的鉛筆和紙張。
“再仔細搜，看看有沒有紙條、鉛筆，或者沾著羊毛纖維的手套。”張建國說。
兩人在屋裏搜了整整一個小時，卻沒找到任何跟威脅紙條相關的東西，也沒找到羊毛勞保手套。技術科的人趕來，檢測了長刀上的汙漬，發現隻是機油，沒有血跡；又提取了皮鞋上的泥土，跟東山路案現場的泥土成分也不一樣。
“怎麼會這樣……”小李的興奮勁瞬間沒了，“他的鞋碼、血型、外套、皮鞋都符合，還撒謊隱瞞行蹤，怎麼會沒有證據？”
張建國坐在沙發上，看著桌上的皮鞋和長刀，陷入了沉思。劉建軍有疑點，但沒有直接證據證明他是兇手，而且他的表現太“明顯”了，反而不像那個狡猾的兇手——兇手那麼小心，不可能把作案工具留在家裏。
“可能我們弄錯了，劉建軍不是兇手。”張建國站起身，“把他的資訊記下來，繼續跟蹤，另外，擴大排查範圍，不要隻盯著機床廠和農機廠，其他國營廠也要查。”
離開劉建軍家時，天色已經黑了，沙塵還沒停，路燈的光被沙塵遮得模糊。張建國坐在警車裏，看著窗外的夜景，心裏的失落感越來越強——線索再次斷了，兇手還在逍遙法外，而他們不知道，下一個受害者會是誰，下一次兇案會什麼時候發生。
就在這時，小李的傳呼機又響了，他看了一眼，臉色瞬間變得慘白：“張隊，局裏來訊息，西郊的棉紡廠家屬院，又發現一具女屍……”
張建國的心臟像是被一隻手攥緊，他閉上眼，深吸了一口氣，再睜開眼時，眼神裡滿是堅定：“走，去西郊。”
警車在黑暗中疾馳，朝著新的案發現場駛去。張建國知道，這場跟兇手的較量，還遠遠沒有結束，他們必須跟時間賽跑，跟兇手的囂張賽跑，直到把他繩之以法，讓白銀的夜晚，不再被陰影籠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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