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0月，上海
十月的上海，秋天真的來了。
梧桐樹的葉子黃了大半，風一吹，嘩啦啦地掉，鋪得滿地都是。清潔工人掃不及，踩上去沙沙響，像踩在一堆乾餅乾上。沈靜言每天早晨走過霞飛路的時候，都會踩到那些葉子。她喜歡那個聲音。不是好聽，是實在。像在告訴她：你還在走，路還在腳下，日子還在繼續。
但日子不太一樣了。渡邊的人開始頻繁出現在財政局附近。
不是以前那種——一個人坐在大廳長椅上看報紙，偶爾換班。現在是兩個人，有時候三個。
一個在大廳，一個在門口，還有一個在街對麵的煙紙店門口站著，手裡拿著一根煙，從來不點。
他們換班的時間也不固定了。以前是上午九點來，下午五點走，像上班一樣準時。現在隨時來，隨時走，有時候中午來，有時候傍晚來，有時候一整天都不來，讓你以為他們已經走了，第二天又出現了。
沈靜言學會了不看他們。不看，但知道他們在哪裡。這是老陳教她的：被跟蹤的時候，不要回頭看。用耳朵聽，用餘光看，用直覺判斷。你的眼睛會出賣你，但你的耳朵不會。
她每天走進財政局大門的時候，腳步不快不慢，和平時一樣。
經過大廳長椅的時候，不看他，但她知道今天坐的是誰——瘦的那個，戴眼鏡的，喜歡翹二郎腿。
她上樓，進辦公室，關上門。然後站在窗前，從窗簾的縫隙裡往外看。街對麵煙紙店門口，站著那個從來不點煙的人。
今天換了，不是以前那個方臉的，是個高個子的，穿著灰色風衣，領子豎起來，遮住了半邊臉。
她拉上窗簾，坐下來，開始工作。渡邊的人在盯她。不是財政局，是她。老周的警告應驗了——渡邊在查每一個人。
她的住處，她的背景，她每天去哪裡，見什麼人。她不知道他查到了什麼，但她知道一件事：她的住處不安全了。
那天晚上，沈靜言回到阿婆家，沒有直接進門。她在弄堂口站了一會兒，假裝在係鞋帶。餘光掃過整條弄堂——阿婆家對麵的牆根下，有一個煙頭，還在冒煙。人已經走了，但煙頭還是熱的。
她站起來，走進弄堂。經過那個煙頭的時候，沒有看。但她記住了位置。
阿婆在灶台前忙活，看見她進來，笑了笑：“沈姑娘回來啦？今天給你燉了雞湯。”
“謝謝阿婆。”她坐下來，端起碗，喝了一口。湯很鮮，雞燉得酥爛，筷子一碰就脫骨。
“阿婆，”她放下碗，“我想借您家的閣樓用用。”
“你不是在樓上住著嗎？”
“我是說——放點東西。我那邊，最近不太安全。”
阿婆看著她，沒有問為什麼。“放吧。閣樓空著也是空著。”
“謝謝阿婆。”
那天晚上，沈靜言把牆縫裡的鐵盒取出來——膠捲已經交給顧明慎了，但鐵盒裡還有別的東西。
老陳留給她的鑰匙，她的工作日誌，那些關於“杉計劃”的筆記，還有那支口紅。她把鐵盒捧在手心裡，看了很久。然後她下樓，敲了阿婆的門。
阿婆還沒有睡，在燈下補襪子。“放床底下。”她說，“日本人不會搜老太太的床。”
沈靜言蹲下來，把鐵盒塞進床底最深處，靠牆的地方。阿婆的床底下除了這個鐵盒，隻有一個舊皮箱和一個痰盂。灰塵很厚，像是很多年沒有動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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