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處長叮囑大家“早點休息，注意身體”，又說第二天上午八點會有大客車來接大家去新的會議地點，卻冇說具體是哪兒。王家聲心裡的疑團更大了，可也冇敢多問。
第二天早上八點，大客車準時停在飯店門口。
王家聲跟著眾人上車，車子一路駛出市區，往郊區開去。
走了兩個多小時，車才停下來。
車門開啟，大家下車一看，都愣住了——眼前是一片壯觀的水庫，周圍群山環繞，綠樹成蔭，空氣清新得讓人忍不住深吸一口。
後來他們才知道，這是舒城縣的龍河口水庫，也就是現在的萬佛湖。
老師們被安排住在水庫管理處的招待所，就在水畔的山崗上。
這裡鬆柏鬱鬱蔥蔥，環境特彆幽靜。站在招待所的小廣場上眺望，開闊的水麵波光粼粼，遠處的山峰倒映在水裡，再加上山間繚繞的雲霧，美得像一幅水墨畫。王家聲心裡暗歎：這麼僻靜的地方，倒真適合乾些需要保密的事。
省教委還派了一個三人工作組，跟車一起來了。
領隊的是個四五十歲的同誌，穿著中山裝，看著沉穩乾練；還有一個四十歲左右的，負責安全保衛，整天不苟言笑；最後一個是剛分配到教委的工農兵大學生，負責大家的夥食，總是笑眯眯的。
短暫的午休過後，全體老師在招待所的會議室開會，由領隊主持。他清了清嗓子，神情突然變得莊重起來：“同誌們，昨天說開教材研討會，是為了保密。
現在可以告訴大家，咱們這次來，是為1977年安徽省高考命製試題！”
這話一出，會議室裡瞬間鴉雀無聲，接著響起一片低低的吸氣聲——大家終於明白過來，難怪行程這麼神秘，原來肩負著這麼重要的使命！
王家聲心裡的疑團徹底解開，既激動又緊張——他竟然能參與恢複高考後第一年的命題工作，這可是關乎無數青年命運的大事！
領隊接著說：“國家決定，今年高考由各省自主命題。
各位都是全省挑出來的優秀老師，任務就是命製出公平、科學的試題，選拔出真正的人才。”他還詳細講了恢複高考的意義，強調命題工作一定要嚴謹，還要求大家在11月底前完成任務。
最後，領隊神色嚴肅地宣讀保密條例：“第一，命題地點和工作內容絕對保密，不能跟任何人說，包括家人；第二，封閉期間，不準跟外界聯絡，不能寫信、打電話、發電報；第三，冇批準，不能擅自離開駐地。”
會議開了一個小時就結束了。
散會後，老師們都很激動，互相討論著任務。
王家聲回到房間，看著窗外的水庫，心裡沉甸甸的——十年動盪，教育秩序被打亂，好多知識都斷代了，考生們備考難，他們命題更難。
既要保證試題能選出人才，又要保證公平，還要考慮到不同地區的教育水平差異，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但他也知道，這是國家和人民賦予的信任。
從那天起，一場隱秘的“戰鬥”正式開始了。
老師們每天在會議室裡討論、琢磨試題，從早忙到晚，連吃飯的時候都在交流思路。
王家聲和化學組的老師一起，翻遍了各種教材和資料，反覆推敲每一道題，生怕出一點差錯。他們知道，自己筆下的每一道題，都可能改變一個考生的命運，容不得半點馬虎。
水庫邊的日子很單調，卻也很充實。每天清晨，王家聲都會沿著水庫邊的小路走一圈，呼吸著新鮮空氣，梳理當天的命題思路。
看著平靜的水麵，他心裡隻有一個念頭：一定要把試題命好，不辜負國家的信任，不辜負那些渴望改變命運的考生。
八個學科組被分到了八間獨立房間，每間約莫二十平方米，格局一模一樣，簡陋得讓人咋舌。
三張上下鋪的雙層床占了大半個屋子，床板上隻鋪著薄薄一層稻草墊子，被子疊得方方正正，卻能看出洗得發白的布料；房間中央擺著一張掉漆的辦公桌，配著四把缺了腿又用木塊墊著的椅子——這就是老師們工作加起居的全部地盤。
王家聲把行李往上鋪一扔，坐下時椅子“吱呀”響了一聲，他趕緊起身，生怕把椅子坐塌了。
命題工作的第一階段是醞釀準備，說簡單點就是統一思想、定好命題原則，再把教材和考試大綱啃透。這活兒聽著容易，做起來卻難。
老師們每天一睜眼就紮進教材裡，連吃飯都捧著書，以前備課都是按自己學校的情況來，可這次不一樣，得考慮全省考生——城裡的、農村的、插隊知青、工廠工人，教育基礎天差地彆，試題必須對所有人都公平。
王家聲私下跟化學組的陳德賓老師說：“這活兒跟‘破繭成蝶’似的，得把以前的老思路全拋開，重新琢磨。”
冇成想陳老師一拍大腿：“我也這麼想！咱們這是給千萬人搭命運的橋，可不能掉以輕心！”
為了統一尺度，大家把帶來的資料全堆在辦公桌上。
相同的教材歸到一起，比如全國通用的《工農業基礎知識》；那些地方編的、內容五花八門的資料，就成了重點研討物件。
有本從山區中學帶來的化學課本，裡麵還夾著曬乾的花瓣當書簽，知識點講得淺，例題全是跟種地、燒窯相關的，王家聲他們翻著書，都忍不住歎氣：“山區孩子學的跟城裡差太多了，試題得照顧到這些情況。”
命題的唯一依據就是那份《考試大綱》，薄薄幾頁紙，大家卻翻得快破了。化學組的幾個人圍在桌前，逐字逐句分析：“‘掌握常見元素的化合價’，這個得考，基礎中的基礎”“‘理解化學方程式的配平’，不能出太複雜的，簡單的置換反應、分解反應就行”。每一條都要討論半天，生怕漏了重點，又怕超了範圍。
最讓人頭疼的是把握試題難易度。
難了，大部分考生都是“文革”期間學的，基礎差，考不出來，選拔不出人才；簡單了，又體現不出高考的選拔性，國家要的是真才實學的人。
有天晚上，化學組討論到半夜，習老師拍著桌子說：“我覺得得有基礎題，也得有拔高題！基礎題占七成，讓大部分人能拿到分，拔高題占三成，選出尖子生！”